顾秋心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可是，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汪精卫却对日本帝国主义怕的要死，竭力主张投降日本，不要抗战。这样，他就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成为1名大汉奸。到194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他竟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与抗日力量对抗。
1939年，我在上海松江女中上学。我的父亲在书店工作，消息比较灵通。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家就嚷嚷：“不好了，听说大汉奸汪精卫准备派遣大批‘汪派分子’到各个学校去宣传汪精卫的卖国思想。要提高警惕啊！”这以后不久，我们班上来了新的班主任，她姓蒋，是位老太太，我们背后都称她为蒋老太。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大讲特讲汪精卫的“好处”说：“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由汪精卫执笔写的……”她以为我们都是小孩（那时候我们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会识破她的阴谋，所以毫无顾忌的讲。可是我是经我父亲打过预防针的，一听就听出问题来，听的肺都要气炸了。当天放学，我就把全班同学都留下来，说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谈（我当时是班长），我说：“我们新来的班主任是个‘汪派分子’。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投靠日本的汉奸，可是我们班主任一到班上就说了他许多‘好话’，同学们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看同学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又说：“我们一定要和‘汪派分子’作斗争。要斗争，1个人的力量太小，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我们要组织级会（当时1个年级只有1个班，所以现在的班会在当时就叫级会）。我们中国就好比是1只睡狮，它只要一醒过来，就力量无穷，谁也不敢欺负它，所以我们的级会可以起名为‘狮吼级会’，我们是1只睡醒了的狮子，大吼一声，就能把大家都唤醒，一起与‘汪派分子’作斗争”。同学们都表示拥护。于是选出了几名干事，级会就成立了。
我们班有个同学是学校总务处长的女儿，所以我们班的活动学校立即就知道了。蒋老太一听我们组织了级会，还起了这么有挑战性的名字，急坏了。第2天上课，她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组织级会，那很好。但是你们年纪还小，没有经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我愿意帮助你们。首先你们级会的名字就起得不好。你们要知道，古人有句话叫‘河东狮吼’，那是专门骂女人的。我们是个女子学校，你们起这么个名字，不等于自己骂自己吗？快换一个名字吧！”我们对她没有好印象，都不理她那一套，说:“我们的‘狮吼’和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蒋老太看我们坚决不听她的话，当时也没有办法。可是，过了几天，学校发出了1个通令，命令全校各班都组织级会，由学校统一领导，由各班的班主任负责辅导，一律以入学年份为级会命名。这样一来，我们的“狮吼级会”也只好改成“春 1939级会”了。因为我们是春季始业班，所以加1个“春”字。
蒋老太碰了这次钉子后，再也不敢小看我们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汪精卫”3个字。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学校的训导主任和蒋老太先后各拿了1卷钞票要塞给我，说她们知道我家经济困难，她们可以帮助我，要我专心读书，不要受别人的指使干些不该干的事。我没有接受她们的钱。我说我没有受谁的指使，我只是干了我自己认为应该干的事。
不久，我们班的王承春同学告诉我，她的表姐在二年级，叫周仁菊，她想见见我。于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找到了周仁菊。她先让我谈谈为什么要带领班上同学组织级会。我谈了我的想法。她说，我的想法很好，但是做法有问题，这样做太暴露自己，是很危险的，她说，如果我今后还愿意继续做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她们可以找人帮助我。我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于是她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二年级的同学杨媞媖。杨媞媖告诉我，现在有一个进步组织叫“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是团结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她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于是她告诉我，她和我组成1个小组，她任小组长。以后每周碰头1次，她给我布置学习任务，我向她汇报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从此我就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因为“学协”是受当地的地下党领导的。
松江女中当时在上海的租界里，虽然不直接受日本侵略者控制，可是反动势力也是很猖狂的，所以我们的活动都必须非常隐蔽。我们开小组会不能在1个固定的地方，那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当时，上海女学生都时兴挽手在街上散步，我和杨媞媖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每周开1次小组会。杨媞媖虽然只比我高一班，但政治上非常成熟，对我提出的学习中的问题和工作中的困难，她都能很好的帮我解决。她告诉我，根据当前的情况，我们能做的工作只有三件：一是团结和教育同学；二是自我教育；三是掩护自己并特别强调掩护自己的重要性，叫我千万不能大意。自我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才能做好团结同学和教育同学的工作。自我教育主要是阅读毛主席的一些著作以及与时局有关的一些资料，例如，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她给我带来1本《皖南惨变面面观》，从这本书里，我认识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反动分子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
有一次，我们班上来了1名新同学，杨媞媖告诉我这是1名三青团员，要我注意她是不是要在班上干坏事。可是我发现，这位同学特别老实，总是自己1个人坐在教室里，不和别人说话。更奇怪的是，过了不久，她不来上学了。我把这情况告诉杨媞媖。杨说，这位同学是听信了谎言，上当受骗加入了三青团。后来她发现三青团的反动本质，就要求退团，一些三青团分子就拿着刀威胁她，她不愿意干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就只好离开了上海。这件事也使我对三青团这一反动组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租界上的形势恶化。有一天杨媞媖告诉我：在这种局势下，“学协”再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存在是很危险的，所以领导上决定“学协”暂时解放，以后就由“学协”的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依照“学协”的教导，尽量多做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虽然我参加“学协”的时间不过两年，但这一段的革命启蒙教育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牢房里的歌声
从1946年初到1947年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热衷于打内战，不顾人民利益，各类事件不断发生：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问题；上海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为缩减教育经费而取消交大的航海、轮机两个专业的事件；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枪击请愿学生的“五·二O”血案。全国许多地方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只顾打内战，不顾国计民生，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于是一系列运动在学生中不断开展：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护校运动、支援南京同学反迫害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运动。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造成的。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第一宣传小队，到各中学去宣传，以唤醒广大中学生的觉悟；也进行街头宣传，以唤醒市民的觉悟。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教会办的女中去宣传，正是午饭时间，一位女校长把我们带到食堂去，指着饭桌上丰盛的菜肴说：“请你们看看，我们不但不饥饿，而且吃的好极了，有鱼、有肉……你们快走，不要在这里捣乱”。我们气极了，与她讲理。她恶狠狠的说：“你们不走？我去报警，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她刚一走，一些学生就围上来，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教室，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们绝对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于是她们去召集了许多同学来听我们宣讲。宣讲完毕，同学们又把我们安全的送出校门。
1947年5月25日早晨，我们交大反内战第一宣传小队，在上海外滩和平女神塑像下进行宣传时，开来1辆黑色警车，把全队21名同学逮捕，送到巡捕房。路上，我们把宣传队的队旗伸出车窗，一路唱着歌，看起来很有趣，好像这辆车是送我们出去宣传的。过了大约个吧小时，又有警备司令部的红色警车开来把我们转移到警备司令部。后来听说，关在警备司令部的都是重要政治犯，进入后就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可能国民党当局为了吓唬我们，故意把我们关到那里。但是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还是高高兴兴地在牢房里又唱歌、又跳舞。同时，只要有人员走近我们，我们就宣传。所以，他们白费心机了。更有一个绝好的条件：我们女同学的牢房和男同学的牢房窗口正好对着，这中间只隔1个院子，我们可以通过窗口互相对话，双方可以随时交流情况。在我们窗户底下，有几口大缸，上面漂着一些白色和绿色的悬浮物，缸里发出恶臭，我们以为那是几口大粪缸。一会儿有人来从大缸里捞出几棵烂菜。不料，一会儿饭菜送来了，远远就闻到那股臭味，原来就是从臭缸里掏出来的菜。我们气愤极了，拒绝用餐，并把这情况通知了男牢房。不久，从男牢房传来消息：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学生，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否则我们坚决绝食。就这样，我们两天一夜米粒未进，，每次饭菜送来，就原样撤回，直道我们获释。
男牢房里的邢幼青同学把《跌倒算什么》这首歌改编成《坐牢算什么》，并教会了女牢房中的女同学们。原来那首《跌倒算什么》的歌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
改成《坐牢算什么》后，歌词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其中“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这两句话还有个来源：在我们宣传大队里，有1名女中学生，她家里知道她被捕后，就托人情，把她保出去。看守来通知她出去时，她问：“是全体一起出去，还是光我1个人出去？”当她得知光她1个人出去时，就拒绝出去。她说：“除非全部同学一起出去，否则，我决不独自出去！”大家被这小女孩的豪情壮志打动了，就把“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两句歌词改成了“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显示了我们是共患难、同生死的战友。最后，这小孩果真一直坚持和我们一起绝食，直到和我们一起获释。有了这首歌，大家的情绪就更高了，男牢房、女牢房此起彼伏地不停地唱，唱得反动当局心惊胆战，可是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后来，在学校的努力、外界舆论的压力和我们在牢内的坚持斗争下，反动当局被迫把我们释放了。我们昂首阔步，高唱着《坐牢算什么》走出了警备司令部的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