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二则 ----耿宪章

耿宪章

岁月流逝忆故人

1939年秋，我14岁时，幸运地进入湖南省武岗县竹篙塘刚成立的国立十一中学。我进入的是初中一年级。熊邵安老师（老地下党员）是初中部的教务干事，与学生接触很多。我很快就认识了他，但并不密切。学校当时比较开明，学生办墙报（当时叫壁报）、演出、晚会，进步书报都很多。我们班在班任老师丁淮十的鼓励下办了《童心》壁报，以我为首。后来部主任阮湘（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早期参加者）将好几个壁报合并成一个，名叫《平溪》，我也参与共事。不久校内反共空气突然变浓，国民党教育部甚至下达了《整饬学风令》，要学生把该令当语文课文读。《平溪》壁报不久就停办。童子军教官徐某在晚上搜查学生们的课桌看有无进步书刊，几次把我叫到他房里，威逼我承认是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联系。我当时坚决拒绝承认，因为我确实不是，也不认识共产党。这件事引起熊邵安老师的注意。1940年秋。有一天熊邵安老师突然找我谈话。我基于平时对他的了解，就说我大姐因为闹学运卧过轨，坐过牢，二姐参加了八路军。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怕不怕牺牲。我当时十分兴奋，以为真的见到了共产党，就满口答应。他当时对我说，以后坚决不能对任何人讲，只能与他1个人联系。他有事找我就用手摸他胸前的校徽，然后悄悄跟着他走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当时十一中是在乡下，周围有很多树林、甘蔗林，还有一些农家破落的院子。我们多次在这样的环境下相会，经常各自装着在野外读书，两人相距几米远。熊老师当时告诉我地下党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准备斗争”。要我好好念书，装作个好读书的学生，多参加些事物性活动，以便多接触同学，了解学生中的情况，向他汇报。

开始一切都很平静，我参加了管伙食的工作，记账。一天，十一中师范部文艺汇演，我去看了。隔不几天，听说师范部闹学潮，学生把部主任郑泽扣住了。不久，事件平息了。熊老师告诉我是几个地下党冒失，不该闹事，暴露自己，恐怕要出事。果然，不久熊老师就告诉我刘若云老师（当时是十一中的教务组长）被捕，熊老师本人也受到怀疑，要我格外小心，什么事也别乱参与。此后不久，听说熊老师到了邵阳，又过了一两个月，熊老师回来了，他告诉我因有人帮忙，算是平安度过。1942年秋我升入高中。熊老师也由初中部调任高中部任教务干事，住在一个小楼上。高中部主任李际闾对学生比较开明，当时就听说她有1个妹妹是八路军。熊老师对我说，升高中时那个童子军教官坚决反对录取我，是初中部主任阮湘老先生坚持录取，我才升上高中。当时升不上学就等于丢了饭碗。高中生比初中生自由的很多。熊老师与学生的交往也自由很多，特别是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是由本校初中部升上来的，与熊老师很熟。熊老师当时是否还发展过别人入党我不知道，但倾向进步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加入地下党的不少，这与熊老师有很大关系。

1944年秋冬，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湘贵，打到湖南，以至广西。十一中五年级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不得不翻越雪峰山，迁校到溆浦龙潭。许多高中生面对艰辛的时局，对国民党十分气愤。有些人就暗中组织小团体，为将来走上社会做准备。有人叫我参加，我请示熊老师，他同意，但要我十分小心，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龙潭，熊老师给我看了名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半月记》。我第一次知道八路军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情况，十分兴奋。从多位老师的言谈中得知他们好像也知道一二。1945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快打到龙潭，我们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到了湘西辰溪。途中的艰辛不堪诉说。在龙潭时有一位教语文的老师去世，家中十分困难，是熊老师大力帮助他家办的丧事，此事在学校中广为传颂，影响极大。

1945年秋，我高中毕业升入湖南大学。临走时与熊老师告别，他说到了长沙后会有人与我联系的。在湖大几年与熊老师只见过一面，直到1949年八九月间，湖南解放我参加了解放军才又与熊老师通信。当时我在益阳解放军军政干校，碰见了熊老师的弟弟，也是十一中的校友，本来就认识。多次交谈得知熊老师在安化家乡的活动。1949年11月我去北京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与熊老师又通过一次信。

算来已是六七十年了。光阴无情，物是人非，许多事情正如杜甫诗中所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只能留存在记忆里了。大雨滂沱过洞庭

1949年四五月间，武汉已经解放，湖南湖北交界各县几乎成了真空地带。国民党只有一点部队把守一片沿江和洞庭湖各县的地盘，解放军似乎随时都能从湖北进军湖南。一般老百姓抱着天天盼解放军的心态，公开谈论着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事情。当时我正好在岳阳城陵矶岳阳县学中教书。师生中几乎天天都要谈论共产党毛主席的事，天天都要谈到国民党究竟会怎么垮台。民心可说是几乎一面倒。正好四五月间雨水多，而且是大雨。洞庭湖水天天再涨，学校门口已经进了水，估计不久就得停课关门。不少人开始议论学校关门后该怎么办。正好这时听到有人偷渡封锁线进入解放区的事。经过商议，有3个人决定与我同行，包括我的1个堂弟、1位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的学生，他也是我的中学同学和一位从台湾回到大陆探亲的中学校友，各人都随身带了若干银元供路上用。事先找好1条小船，约好在大雨滂沱中出发。

在4月底的一天，正好大雨，湖面几乎10米之外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我们4个人抱着冒险的心情上了小渔船。船老板倒好像有些把握，说只要走10多里，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就没事了。我们半信半疑，一切听天由命。幸好大雨一直下，身上的衣服也被打湿了，途中走到一处看见远处有人在放哨，我们立刻紧张起来。过了一会看见哨兵没有动静，我们的船也走远了，心中才算安定下来。又过了一会船老板就说：“国民党的封锁线已经过了，前面就是解放区，有民兵把守。民兵要严的多，要老实交待，说话别前后矛盾”。不久果然遇到了一些民兵，要我们的小船靠岸，问了一些问题，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干什么的，带的什么东西，说话十分客气。我们看惯了国民党部队的作风，对比起来内心十分高兴和兴奋，感觉可到了解放区了。不久船到了一处码头，渔船老板说他到终点了，下面我们就得另外搭船去武汉。接着的事，一切顺利，公开买票登船，不再怕封锁线。原来的种种顾虑一扫而空，解放区的天真的是明亮的天。

到武汉后，我们4个人分手，各自去了自己的目的地。我与堂弟就去了武汉大学找我爱人危雪年，她是武大生物系的学生。会面后意外得知分别9年的二姐与姐夫就在武汉驻军中，姐夫唐天际是解放军十二兵团副政委。我高兴万分，当天就见了到姐夫，要求参加学习和工作。

60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许多事情已记忆模糊，有些事不堪回首。如今国家兴旺，人民幸福，自己已经老了，一丝温馨的回忆还多少留下一点年轻时代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