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党的哈工大学生支部在1946～1949年间的工作和我难忘的几项经历
张自杰
前 言
我是在1946年8月2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迄今已经63年了，已超过了一个花甲。我当时是20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翁。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对昨天的事有可能忘记，但是对在年轻时的往事却记忆清晰，历历在目，而且不时的浮上脑海，使我陷入往事回忆的思潮中。
我是一个经历沧桑的人，我的幼年是在蒋家统治的时代渡过的。当时我居住在中苏边境的小镇满洲里，而且经历过1929年的中苏战争，但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已经是极其淡薄了，在我记忆中只有苏联红军当时的军帽是带尖的。我的少年时代，整个小学及中学人生的黄金时代，是生活在敌伪统治的伪“满洲国”。实在不想去回忆那奴化教育的屈辱经历和那悲惨生活的岁月。但以后感到遗憾的是我少年时没有听从小学启蒙老师的忠言：“你们应当把日语学好，把它当做一种外国语学，到什么时候都有用”。我没有把日语学好。但是，我却非常有幸，在我迈入青年时代门槛的20岁时，就参加了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且经历了轰轰烈烈的3年的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革命热情高涨的和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的年代（1946～ 1949年）。那是刻骨铭心难忘的岁月。是使我经常沉思回忆的年代。
我当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当时和我左右同龄的千千万万青年大多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参军、参战、参加革命工作。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热潮也曾多次的感染着我的灵魂和诱惑我的身躯。党却把我安排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当时的“世外桃源”相对安静的天地里工作和学习。
在今天，在那段往事的回忆中，我的情感不时的随着对当时情节的回忆而产生变化，有时悔恨，有时伤感，有时却又心潮澎湃，有时还“老泪盈目”。
1．“八•一五”胜利后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校开学
大批中国青年进入哈工大预科学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伪“满洲国”解体。根据《中苏协定》，在哈尔滨组建了“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l1月24日中长铁路管理局发布命令接办哈尔滨工业大学，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儒拉夫辽夫(Жypabлeb)少将兼任校长。12月16日正式开学上课。本科学制五年，用俄语授课，按当时苏联高等运输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设二年制的预科(分初级班及高级班)，招收中国学生,学习俄语和用俄语学习数、理、化等基础课程，作为进入本科学习的预备班。
当年约有200名中国青年男女涌入哈工大预科学习。这批中国青年各怀心腹事，思想状态比较复杂。从思想情况和入学动机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部分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是中苏友协“读书会” ※的会员。经“读书会”组织动员考入哈工大预科的(我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部分同学人数不多，约10人左右。其中有几名党员， 并组成哈工大党支部，这是“八•一五”胜利后在哈工大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注：中苏友协“读书会”：我党为了在哈尔滨开展青年学生运动，在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采用丰富多彩的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有歌咏，唱抗战时期的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等；读书，学习艾思奇同志著《大众哲学》；座谈及讲抗战英雄事迹等活动。我当时在和中苏友协邻近的第一中学学习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
第二部分同学人数也不多，他(她)们是仰慕哈工大的声望而考入的，如条件适宜这部分同学是准备在哈工大学习下去的。
第三部分同学人数最多，他(她)们在当时国家被内战危机笼罩的形势下，思想苦闷，傍徨、徘徊，进入哈工大学习，是“暂栖身”。在当时的形势下，哈工大可算作是一湾“安静”的“避风港”，在哈工大一边学习，一边静观局势的演变和发展，将来或俟机另觅出路，或在哈工大坚持地学习下去。
经过1946～1949年间革命斗争的洗礼，这几部分同学都发生了一定的分化。
第一部分同学。由于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猛，得到很快地发展，队伍扩大。但是，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其中的大部分同学在学习中途，被组织调出，离开了哈工大，有的同志则是主动要求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中去，没有完成哈工大的学业。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同志，也是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哈工大留了下来，完成了哈工大的整个7年的学业(预科2年，本科5年)。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第二部分同学。是我支部争取和团结的重点对象。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她)们对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逐渐向党靠拢，都陆续参加了“民青”和以后的青年团，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哈工大的学业，成为哈工大“八百壮士”中的一员、哈工大教师队伍的骨干、本行业的知名专家。
第三部分同学也是我支部争取与团结的对象。这部分同学人数多，分化的比较大。其中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认清革命形势，紧跟形势，积极地向党靠拢。在1949年在党和国家需要大批俄文翻译人材的关键时刻，他(她)们毫不迟疑的主动请缨，中断在哈工大的学业去参军、参战。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做出成绩。这些同学后来也都成为本行业的专家。
以上这些是后话。
当时哈工大由中长铁路局领导，学校行政及教学领导及管理人员都是俄藉人员。预科主任是一位由北京大学毕业一口流利汉语的俄藉青年人。苏方领导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在表面上采取不介入的中立立场，在一次会上校方领导明白宣布，学校领导不干预中国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是要求同学也不要以哈工大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
2．1946 年暑期的“青年之家”夏令营活动
1946年暑假到了，哈尔滨市各大学、中学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暑假。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决定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夏令营活动，通过活动团结、教育青年学生以推动哈市的青年运动。夏令营的地址设在江北太阳岛的民娘久尔及其附近的几栋由俄藉居民建设留下的别墅。为了避免人们不必要顾虑，市委宣传部决定此事由哈工大学生会出面组织，以哈工大学生会的名义在《东北日报》上提出倡议，组织哈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活动。市委宣传部组织了由蒋南翔、何礼、史文生等同志参加领导的“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活动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一活动。根据蒋南翔同志的提议，该活动中心命名为“青年之家”。“青年之家”的生活管理工作，则由哈工大学生会主持，并吸收其它各校代表参加。
“青年之家”对学习、生活及文娱活动的安排，尽如青年之意。上午是学习与讨论时间，学习《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讨论中国与国际形势，讨论中国的未来和中国青年的前途以及个人理想等。下午和晚上是文体活动时间，组织游泳、划船、歌咏比赛、篝火晚会、乘船歌咏大游行等青年喜闻乐见、引人入胜的活动。
“青年之家“成为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青年之家，参加活动的每个青年对中国的革命形势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思想上都开始向共产党靠拢。
“青年之家”活动从7月15日开始，到8月中旬结束约一个月。在“青年之家”活动即将结束之前，于8月11日成立了青年的进步组织“东北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参加“青年之家”活动的各校同学都参加了“民青”，作为“民青”的第一批盟员。哈工大的王学作同学被选为执行委员。
参加“青年之家”活动的各校同学们又都参加了遣送日侨的工作。
哈工大参加“青年之家”活动的同学在开始时约有20人左右，坚持到底的同学约7～8人，部分同学成为哈工大进步同学的骨干力量。
3．中国共产党哈工大学生临时支部的建立“学委”对临时支部工作的五点指示临时支部在1946学年秋季学期的工作
(1)中共哈工大学生临时支部的建立与一次严肃的入党宣誓仪式
在遣送日侨工作即将结束，哈工大开学在即的8月24日，我的入党介绍人告我，入党的申请己被批准，要我明天上午9点和他一道去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举行，他说：“不要问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他领我去之前告知我入党宣誓仪式是在市委宣传部举行。我听说后就有点感到意外，因为我感到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普普通通的学生，入党怎么能会惊动市委宣传部呢，我想可能入党的人较多，因此又问有多少人参加，他说：“什么也不要问，到那里就知道了。”
当时的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位于南岗博物馆广场的瑞士领事馆旧址，现今的少年宫附近（该址已被折除）。
在我和他进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房间时，房间内充满着严肃的气氛，光洁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和用毛笔写着的入党誓词的大红纸。使我更为吃惊并在情绪上感到紧张的是房间内只有蒋南翔同志一人，他见我们进来站了起来。
蒋南翔同志当时是东北局青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领导着“教师工作委员会”和“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在抗日战争前夕他是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在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我曾几次听过他的讲话和报告，但是近距离和他接触这还是第一次。这时我才意识到了今天来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就我一个人。
在举行宣誓仪式前，蒋南翔同志向我作了一次简短但非常严肃的谈话，他当时的态度、语言、表情以及谈话内容都十分严肃，使我的情绪十分紧张，精神高度集中，聆昕蒋南翔同志的谈话，在当时异常的严肃气氛下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感受，使我终生难忘。
蒋南翔同志再一次向我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奋斗的终极目标，这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党员所必须牢记的，为之奋斗终生。
进行宣誓时，蒋南翔同志作为监誓人也在旁边站着。
宣誓后，蒋南翔同志和我握手祝贺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告诫我说：“共产党员在自己的任何岗位，都应当成为那个岗位的优秀工作者，工大就要开学了，你回到工大去，作为工大的学生，就应当成为工大好学生。”
有关我入党后的组织关系问题是由我入党介绍人张玉昌同志(又名张震)向我安排的。张玉昌同志当时是“学委”委员。他向我说“学委”决定在哈工大组建党的临时支部，这是完全由工大在校学生组成的支部，成员一共三人，另二人你也认识，他们是王学作和赵玉龙，他们二人也将于近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因为你们三人都是新党员有半年的候补期，都是候补党员, 因此是党的临时支部。经“学委”讨论决定，由你担任临时学生支部书记。支部由“学委”领导，张震是联系人(即领导人)，并告诫我说党尚在秘密状态不能随便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允许和任何单位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进行横向的联系有关党的工作。有事应通过学委和张震同志(代表学委)联系，并且说这是纪律。从那时 起一直到1949春党公开，我们都在严格地执行这项纪律。
此外，张震同志还谈到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国民党陈兵松花江南岸，时时都有向解放区进犯的可能。对此，我们都应当有撤离哈尔滨的思想准备。当然我党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哈尔滨，既或撤离也是暂时的，我们还是要回来的。这一点要完全相信党中央的决策和东北局的领导。当有情况时，由“学委下达通知”。在1946年冬季，由“学委”下达过两次撤离哈市的通知，但都是做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通知，其中一次并告知准备撤往通河。经一段时间后又将通知撤回。
这次入党宣誓仪式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对我却是一次刻骨铭心难忘的经历。
（2）“学委”对临时学生支部工作的五点指示
1946年9月1日哈工大开学，中共哈工大临时学生支部正式组建成立。党支部如何在哈工大开展工作，我们3名成员都没有党的工作经验。在“学委”有关领导同志的主持下，在我们临时支部全体成员的参加下，专门开了一次会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结果，针对哈工大当时的现实情况，对临时支部在哈工大的工作，“学委”作了五点工作指示，：即“占领主要阵地、争取合法地位、孤立反动势力、团结中间力量、扩大进步力量”。这五项工作方针指示，对当时的哈工大现实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学委”还指示党的临时支部在同学中的工作应以合法的学生会和“民青”组织的名义活动。就此，哈工大开学后党的临时支部首要工作是组建“民青”支部和改选学生会。
哈工大开学后，到校同学在人数上有些变动，同学的总人数较之上学期有所减少学校当局对编班做了调整。党的临时支部对同学动态情况和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哈工大的中国学生基本上仍集中在预科，总数约在120～130人左右，有约10位同学升入高级班，其余仍在初级班学习。初级班分4个班，每班约20～25人。上学期锋芒毕露的极少数思想极端反动的同学，在这学期没有到校。但是，总的来看同学们的思想状况仍然比较复杂，大多数同学的盲目“正统”观念还有待克服，对当时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多持观望态度。对“民青”组织和“民青”盟员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思想进步真诚地愿和“民青”组织靠拢，主动接触的同学很少。此外，同学的流动性仍较大。同学总数仍不断减少。
组建“民青”支部的工作还比较顺利，以参加“青年之家”活动的同学为基础，并经过工作，将少数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吸收加入“民青”，其中包括学习成绩好并已升入高级班的张海文同学。作为哈工大的第一批“民青”盟员共约十数人。在松花江畔举行了哈工大“民青”支部成立大会，有总部的同志参加，在会上选举了哈工大“民青”支部的领导，由王学作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张海文同学也被选入“民青”支部担任支部领导。
学生会的改选，由于在事先作了一定的酝酿工作，上一届学生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学在这一学期都没有到校，张自杰和张海文二人以上一届学生会领导的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正、副主席。
(3)临时党支部受到“学委”批评的几件工作
在“民青”支部组建、学生会改选的同时，党的临时支部也开始工作。工作是以“民青”或学生会的名义进行的。
当时在东北解放区(主要是北满地区)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斗争激烈的土地改革，哈尔滨除哈工大以外的大、中学校学生都有部分同学下乡参加士改工作。我们支部的几位同志都和这些同学接触过，聆听过他(她)们的对土改斗争激烈情况的介绍，我们支部的几位同志受到一定的感染。做出了受到了学委批评的几件“不恰当”的工作。
第一件是在预科的同学中，有少数的几位男同学，每天洋服革履，油头粉面，戴着哈工大的学生帽，但是并不经常来学校上课，每天到处游荡。在同学中很不得人心。我们经过研究和适当的准备，以破坏哈工大学生的声誉作为理由，以“民青”和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同学大会对其中的两位同学分别地进行了“斗争”。第一次因怕受到哈工大校领导的干涉，是借用当时女子中学的小礼堂进行的，第二次则是在海城街上一间空闲已久的地下室进行的，在“斗争大会”上除了揭发这两位同学的一些不当行为外，在场情绪激动的同学还动了手，临时党支部也未加制止。
第二件是在预科同学中有几位地主子弟，在土改斗争激烈时他们从家中拿来一些财物和衣物，我们发觉后，便将这几位同学的家庭住址报给了“学委”，意图是想通过“学委”通知他们的家乡来人将财务物起走。但是上报后我们未得到任何下文。这件事没有向同学宣布，只有我们支部的几位同志知道。
二次“斗争大会”后，同学们与学生会和“民青”的关系产生微妙的变化，首先我们认为“可喜”的是有部分同学主动提出要参加“民青”组织，其次是学生会召集会议时，出席的人数多了，不能参加的也都请假打招呼。
党的临时支部做二件事的思想基础是，我们感到土地改革是惊天动地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因为学习任务不能像其他学校的学生那样亲自到农村参加斗争，在哈尔滨我们也不干落后，也想为土改运动做点贡献，对此，我们几位同志感到很得意。我是在充满得意的情绪下向“学委”张震同志汇报的。张震同志当时只说：“你们真做了不少工作。”但对我们的工作未加任何评论。
在一次有我支部同志参加的“学委”的会议上，“学委”领导对我们做的这二项工作进行了批评，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学委”领导首先是肯定我们的敢干的精神和对工作的热情，继之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说我们在学校对待同学不能采用这些激烈的方式进行工作，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都是我们党的团结对象，采取激烈的工作方式只会使同学远离我们，特别是不应当动手打人。对要求参加“民青”组织的同学增加的现象要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可能有真正解决了思想问题，真诚地要求加入“民青”的同学，可能还有的同学害怕“斗争”到自己的头上，赶快表现积极，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思想问题，是违心地要求加入“民青”，这是假象。如果将这样的同学吸收进来，就将成为“夹生饭”。对待青年应当以正面教育为主，采取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工作。才能收到实效。
这次会使我们临时支部的每位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4）1946秋季学期下半叶党的临时支部改变作风，为哈工大同学做了几件实事
这次会议对我们临时支部的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下决心改变工作方法。在1946秋季学期的下半叶内我们为同学们做了以下几件的实事，得到同学们的赞许。
1）采取大报告形式的正面教育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11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临时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请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同志来校做报告。事前我们将蒋南翔同志的个人经历向同学们做了介绍※参加听报告的同学非常踊跃，在报告会上蒋南翔同志以生动的语言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产生的原由，当时国家的危急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华北地区就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运动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运动对推动我国伟大的全民抗战产生的作用等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讲述，如蒋南翔同志当时绘声绘色地讲述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当年如何撞开已收了门栓的西直门，使同学们的感受如身临其境，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同学们对这次报告的反映极好。应当提及的是蒋南翔同志在报告中提到了当年的“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作用，提到了李昌同志，使哈工大同学对李昌同志有了初步的认识。
※注：蒋南翔同志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在上世纪50年代初，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蒋 南翔同志任清华大学校长，李昌同志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根据当时同学们对前苏联有一些偏激认识的思想现状，我们请当时的松江省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之一冯仲云同志来做报告※，讲题是有关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冯仲云同志原本就在哈工大中有崇高的威信，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冯仲云同志的报告生动、活泼、幽默、还不时的插入几句俄语，报告后还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会场气氛活跃，效果很好。
※注：这个报告题目是冯仲云同志自己定的。
——针对同学们中存在盲目“正统”观念的现实，支部通过市委宣传部请国民党空军中驾机起义的刘善本同志来哈工大做报告。刘善本同志在报告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在国民党军
队中的黑暗、腐化等丑行。使同学们受到一定的启发和教育。
——我们还请哈尔滨市的一位领导同志来校向同学做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报告。特别是当时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东北解放战争形势。这个问题是同学们普遍关心的，听报告的同学极为踊跃，会后反映良好。
2）举办1947年新年晚会。
当时哈工大本科学生基本上都是俄国藉的和其他外藉的。每逢节日他们都要组织舞会，个别的预科中国同学也参加俄藉同学办的舞会。例如在1946年1月，为庆祝哈工大复校开学，俄藉同学组织了一次舞会，中长铁路局局长兼哈工大校长儒拉夫辽夫出席了，中长路中方领导（可能是王竹亭）也出席了，哈尔滨在当时己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当时的哈尔滨警察局长于秀豪也来出席了晚会，预科有少数几位中国同学参加了舞会。以后每逢谈起来，这几位同学对这次舞会都赞不绝口。说这次舞会规模如何盛大、规格如何高雅。
1947年新年晚会是预科中国学生自己组织举办的，从发起开始即受到同学们的拥护，积极地进行准备。在晚会上各班演出节目，演出后即进行舞会，由同学自行准备乐器自行伴奏 , 同学们玩得非常高兴通宵达旦，而无倦意。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学生会组织晚会、舞会，部分地满足了同学们对文娱生活的需求，同学们通过晚会活动，缩小了“ 民青”盟员与广大同学之间的距离，扩大了团结面，在同学中间出现了学生会过去少有的团结气氛，每逢节日组织晚会、舞会就成为学生会的常项活动了。
3）请中长路领导批准哈工大同学假期享受免票待遇
在临近寒假的日子，我们支部以学生会名义去见中长路理事会主席格鲁尼切夫(Груничев)中将，请他批准哈工大学生在假期享受免票待遇，几经交涉，格鲁尼切夫同意发给同学在假期内回家的往返火车免票。当年寒假就有一大批同学享受了免票待遇，1947及1948两年继续享受这项待遇。这件实事办得很得民心，解决了部分同学的实际困难，受到同学的赞许。
4．1947学年的工作
（1）1947 学年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
进入了1947年。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当时称为民主联军) 取得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胜利，后方剿匪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继之，人民解放军又连续地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东北解放区日趋巩固和扩大。形势一片大好，而国民党军则步步被动，在1947年底，龟缩在几座孤城。同学们都不怀疑：人民解放军将取得解放东北全境的胜利，而且这将只是时间问题了。
哈工大的青年学生工作，借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东风，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1946年工作的洗礼，“民青”在哈工大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步地扩大，但从人数来看仍属少数，“民青”队伍仍需扩大，团结、争取广大中间同学的任务仍比较繁重。
1947 秋季学期又有一批中国同学进入哈工大预科学习，其中由外地来哈工大学习的同学我们尽可能的使他（她）们入住宿舍。未住宿的广大的走读同学，是大多数，是我们团结工作的重点对象，当时对这部分同学的团结工作，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另一面。不利的方面是功课紧，压力大，来学校上课，放学就回家，空闲时间少。有利的一面就是当时的全国和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大好的革命形势，使这部分同学对我党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有一部分同学入学后即主动的提出加人“民青”的请求。这种形势对“民青”组织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2）建设、巩固、壮大、完善哈工大学生进步力量的“基地 ”——中国学生宿舍。
在1947学年内，我们支部主要进行了二项工作：
——将宿舍管理好，扩大规模，增加入宿同学，尽量满足外地同学入宿的要求。宿舍要由我们自行管理，建立了以王学作同学为首的宿舍管理委员会。实际上这项工作在1946年即己开始。
哈工大学校领导曾派来一位宿舍管理员，是一位俄藉中年妇女，她每天对同学指手划脚的管这管那，同学们很不满意，对此，学生会出面和学校有关领导谈，同学们都是20多岁年轻人，自己有能力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宿舍，学校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将她撤走。
——我们通过“学委”的联系，每天由《哈尔滨日报》社免费送我们宿舍二份当天的《哈尔滨日报》贴报（即印一面的报纸），每日由送报员送到宿舍。这虽是件小事，但在当时既无电视机也缺乏收音机，信息不够灵通的哈工大中国学生宿舍来说，也是一件颇得人心的大好事，我们把报贴在近门处的黑板上，便于同学进出阅读，也增加了宿舍的政治气氛。
——与厨师王海亭师傅搞好关系，尊重他的工作，协助他的工作，王师傅很受感动，发挥积极性，想方设法把伙食搞好，在当时的条件下，物资虽不太短缺，但同学们囊中钱少，在王师傅的主持下，伙食一般还使同学比较满意，在节假日还能够有所改善。王师傅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在哈工大由我政府接管后，我们将王师傅推荐到学校的大食堂去主持工作。
——1947年是我国解放战争进行激烈的一年，也是东北解放军取得重要胜利的一年，每逢东北解放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如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以及剿匪胜利，我们都要组织宿舍同学晚饭后集中在大房间，进行议论，自愿参加，同学都普遍关心战局的进展，参加议论的同学越来越多，议论也越来越深入，并且成为惯例，延续到1948年，宿舍搬家后※，并且发展为祝捷行动。每逢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如东北全境解放、北平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全胜，同学们都兴高彩烈地自发地到附近街道上去游行、狂欢。
※注：关于宿舍搬家的说明：哈工大被我政府全面接管后，原有的铁工街宿舍规模太小己不敷使用，经冯仲云校长的批示，将中山路的一空闲建筑播给哈工大暂做宿舍。此后，又将和平路的一栋楼房(现九中老楼)播给哈工大作为宿舍使用。
——在宿舍还有一件值得称道并受到同学欢迎的工作,这就是:在进入1947秋季学期后,预科高级班的中国同学升入了本科学习,初级班的同学升入了高级班,特别是进入1948秋季学期以后,有一大批中国同学进入本科学习。当时哈工大本科学习的特点是上课听俄藉教师讲课,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实际上就是教师在上边念讲义,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是俄国大学传统的上课方式(俄文的名称是: Читение лекции, 中文直译是:“念讲义”)，这样的学习方式，对进入本科学习初期的大部分中国学生产生困难,主要是记不下笔记,笔记记不全。但是俄文听力强的部分同学,如王耀忠、王耀臣兄弟俩能够比较全的记下来,因此,这部分同学在下课后要和这些同学对笔记。在宿舍组织同学集体进行对笔记的工作比较方便。此外,当时哈工大图书馆的规模小，藏书少,如同学普遍需要学习用的俄文本Тимошенко著的《材料力学》（俄国教师基本上就是按这本书进行讲授)，图书馆只有一本，一般只允许在馆内阅读。我们以学生会的名义向图书馆借出来，星期日借读一天，星期一早晨保证送还。同学们星期日在宿舍可阅读一天，或用以修正笔记，很解决问题。有时在考试前几位同学在一起讨论、研究，对提高对课程的理解和提高考试成绩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
以上这些学习活动颇受同学们的欢迎，还吸收部分未住宿的同学参加。
（3)继续采用听大报告的形式对同学进行正面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继续上学年(1946学年)的工作。在哈工大这种特殊条件下，采用听大报告的形式对同学进行正面教育是适宜的是有成效的。但是，报告的题目必须是同学们所关心的，报告人应当是当代的知名人士。
当时同学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是解放战争的进展形势，我们几次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曹海波同志※来校做当时的解放战争的形势报告。报告前我们将同学所关心的有关形势问题传达给曹海波同志，请他重点准备。他的报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注曹海波同志当时的职务是哈尔滨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在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前夕，我们又请蒋南翔同志来校做报告。蒋南翔同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华北的险恶局势，日寇亡我的狼子野心，对我的挑衅行为及激发起我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等。蒋南翔同志的报告深深地激发了同学的爱国热情。
——再次请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同志来校做有关前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报告，冯仲云省主席本来在哈工大同学中就有着很高的威信 , 他的报告生动、活泼、实事求是，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还通过冯仲云省主席请当时的知名人士车向忱老先生和高崇民老先生来校做有关国民党情况的报告，二位老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分析。
这一系列的报告使哈工大广大中国学生的革命热情受到催化，得到升华。
5．1948学年和1949年学年的工作
（1）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哈工大同学面临的新情况与新考验
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前夜。人民解放军大踏步向全国胜利进军。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当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
1946年我临时支部成立时，“学委”对我支部的五点指示，基本上都得到落实。“民青”组织发展、壮大了。参加“民青”组织的人数已达全校中国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于1948年分期分批转入“毛泽东思想青年团”和相继更名为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10月27日更名的）。我支部还将“民青”盟员中的积极分子审慎地吸收参加党的组织，并得到“学委”的批准。党支部组织得到发展、加强和壮大。
在革命形势大好，并将在全国胜利的前夕，蒋南翔同志调离哈尔滨，行前对哈工大支部提出如下的要求：哈工大的党员在学习岗位上都应学习好，做“好学生”。“团员”也应当学
习好。蒋南翔同志行前的指示对哈工大的党、团与以极大的鼓舞。我感到蒋南翔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对哈工大的同学提出做“好学生”的要求，是有其深刻的内涵的，是要求哈工大同学学好本领，以备在即将到来的祖国建设事业中贡献力量。
我再次和蒋南翔同志见面是在7年后的1953年。当时蒋南翔同志任清华大学校长。我随苏联专家Мордясов到清华大学访问和清华大学的有关系主任、教授座谈有关给水排水专业的建设问题，我担任翻译。在座谈之前，蒋校长礼仪性地会见了苏联专家。会见前我向苏联专家Мордясов介绍了蒋校长的经历。Мордясов专家对蒋校长十分敬佩和尊重。陪同会见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给排水学术界的老前辈、知名学者陶葆楷先生。会见结束后，我走到蒋南翔同志面前说：“蒋校长还认识我吗？我是张自杰。”蒋南翔同志说：“我己看出你是张自杰同志，比过去成熟了，俄文说的不错。好好向专家学习吧。”我当时没有条件多说只简短地回答说：“是，一定，一定。”
1948年新学年开始，哈工大的学生工作也面临几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是：哈工大的学生工作如何适应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的形势。能否跟得上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步伐，能否在革命需要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为革命做出贡献。实质上这也是对我学生支部二年来工作成果的检阅和考验。
（2）大批的哈工大的青年学子听从祖国和党的召唤走出校门参加火热的革命工作
东北全境解放后，我东北解放军奉命立即开赴关内，向华北进军，向全国进军。但二年多的战争使进关的北宁路铁路受到严重的破坏，急待修复。为此，在1948年底我党中央组建了“铁道兵团”，前苏联派来了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协助工作。急需大批的懂专业的俄文翻译人员。我军驻中长铁路的军代表同志向我学生支部提出要求动员本科的中国同学参加“铁道兵团 ”工作。我支部将这一问题请示了“学委”，“ 学委”领导答复是去否由支部自行根据情况决定，但一定应当是自愿的。当时在本科学习的约有10名中国学生，都响应号召，毫不迟疑地报名参加，并立即整装待发，由我支部委员赵玉龙同志带队随“铁道兵团”队伍开赴北宁路，从东北挺进华北，赵玉龙同志并在北京迎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参加了开国大典。他们为修复北宁路度过了多少战斗的日日夜夜。为迅速修复北宁路，使百万东北解放大军和大量的军事装备迅速地开入华北，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为天津、华北的解放，为全中国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49年是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革命形势汹涌澎湃，百废待兴。人民海军、人民空军急待建设、壮大。大批的各行各业前苏联专家和军事专家应邀来到中国工作，急需大批的专业俄文翻译人员参加工作。在此关键时刻，祖国和党向哈工大发出号令。向哈工大在学的青年男女学子发出号令。首先是党、团员，毫不迟疑地听从祖国和党的号令，非党非团的群众同学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的报名，他（她）们中断了自己的大学学习生活，抛下未完成的学业，一批接着一批地走出哈工大的校门，到工业建设的工地现场去，到人民空军军校去，到人民海军学院去，到装甲兵部队去，到国家的要害部门去。在那里发挥自己的俄文专长，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祖国的兴旺、发达、强盛，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哈工大的这批青年学子是好样的。
这批中断在哈工大的学习，走出校门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子，都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工作成绩显著。我们当时感到不放心的是有几位派往到空军学校的小姑娘，她们年纪轻，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但是在学校俄文学习成绩良好。经了解，她们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复杂的在课堂上的翻译工作。一次，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去听苏联专家讲课，那堂课是由温家崎同学进行翻译，温家崎同学把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翻译的理论透彻，条理清晰，学员感到非常满意，并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温家崎同学。
经过工作的锻炼，这批同学都能够熟练的掌握俄文。并且都成为本行业的技术专家，其中有一大部分同学曾被派到前苏联学习、深造。
1949年3月有，中长铁路决定将哈工大交还给中国政府，哈工大被中国政府全面接管，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领导，任命当时的松江省主席冯仲云同志兼任校长，并派部分领导同志来校工作。新组建成立“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总支部委员会”原来的中共哈工大学生支部也行并入。
哈工大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样，在1946年8月由哈尔滨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党的学生支部经过二年多的工作，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6．哈工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原学生支部同志仍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协助工作
前面所提到的哈工大大批青年学子听从祖国和党的号令，走出校门到国家需要俄文人材部门去参加革命工作。在几个月内，分批调出同学的总数接近百人，约占当时哈工大在校中国学生的一半以上。这项工作是由新组建的党的总支部委员会主持。一般在接到调令后，分下列几项步骤组织实施：①组织动员；②同学个人报名；③组织审查确定。派往的工作岗位都是国家要害部门。这件工作是向党负责严肃的政治问题，总支部委员会极为重视，要求派出的同学必须是能够胜任所承担的工作。在政治上表现坚定，俄文学习成绩良好。工作态度认真负责，要优中选优。由于我们原学生支部的同志对同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总支部委员会委托我原学生支部的同志进行初选，然后再向总支部委员会提出推荐名单，由总支部委员会批准确定。对派出的每位同学，我们原支部的同志都要负责，都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并多次和同学本人接触，认定后再向党总支部委员会推荐。由总支部委员会审查批准。
我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我自己是随时准备被调出的，火热的革命工作对我有着一定的诱惑力。有工作党员应当带头，这是党员必须遵守的原则，我也是清楚的，同学经我手调出，而自己却留了下来，总觉得心中有愧，于心不安。特别是东北局的第一批调出人员的调令中是指名的，其中原学生支部的几位同志（包括我）都在调令中有名。后经哈工大总支部委员会向上级请示，为了便于工作请求把熟悉情况的原学生支部的同志留下，另派同学去，得到上级领导的同意，总支部委员会要求我们选定在政治上和俄文水平上都是“强手”派出，那次派出的同学在政治上都是党、团员，在业务方面都是“精兵强将”。其中的几位同学分到国家要害部门工作，给国家部门领导同志担任翻译。
我也意识到，因为我们对哈工大学校的情况和对同学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们留在学校，总支部委员会便于工作。新组建的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是把我们原学生支部的几位同志都当作干部使用的，将我们都纳入正式的供给制名册内，享受正式的供给制待遇。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哈工大在藉的学生。在“学委”领导下时， 对我们是按比较低的学员标准供给的。
当时调出同学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在动员后，党、团员自不待言，既或是非党、非团的群众同学报名也很踊跃，争先恐后，同学们都是高高兴兴地离校，没有反悔的也没有掉队的。同学们到工作岗位后，还有一段时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很是得意，一定程度地认为这是我们原学生支部这几年工作的成果。
我的这种思想受到“学校工作委员会”书记史文生同志的批评和纠正。我当时在一个偶然机会向史文生同志谈到哈工大大批派出同学的工作。他听了以后说：“看起来，你们学生支部工作做的还不错”。但是，紧接着他又告诫我说：“你们可不要骄傲啊，这件工作能够进行得顺利，起主要作用的是党对青年的政策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好革命形势。当然同学的自觉行动和你们支部的工作也在起着一定的作用。”我认识到史文生同志对我的告诫是中肯的和正确的。
7．我受到“学校委”批评和未能南下的经历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革命形势大好。我因为组织观念不强，擅自行动受到“学校委”的批评，并未能南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东北全境解放后，哈尔滨市立即由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人员去沈阳、长春等新解放区工作。当时人们革命热情极高，第一天领导决定，下达指派命令，第二天即整装登程。其中有很多是我很熟悉的同志。
东北解放军（当时已更名为“第四野战军”）奉命大举进关。在哈尔滨组建了“南下教导大队”（简称南下大队）准备随军南下接管地方政权。南下大队的组成人员都是由哈尔滨市各单位抽调的，人员集中学习，学习形势，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对工商业发展经济的政策等。南下大队由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担任大队长，曹海波同志任副队长，主持南下大队组建、学习的具体工作。我曾请曹海波同志到哈工大做过几次形势报告，因此和他比较熟。他告诉我:随“四野”南下的还有华北的干部，我们大队的主要目的地是北京、京广路沿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随“四野”活动。他表示要争取留在北京，并动员我也参加“南下大队”，和他在一起工作。
在当时的那种革命气氛异乎寻常高涨的环境下，我产生了强烈的想离开哈工大这个“世外桃源”，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环境中去的愿望。特别是“争取留在北京”对我也有很强烈的诱惑力。我向曹海波同志表示，我很愿意参加“南下大队”，但是需要请示“学校委” 曹海波同志说，你可以搬来。这样，我就搬入“南下教导大队”驻地。我当时想，这事是稳妥的，因为在组织上“学校工作委员会”也受曹海波同志的领导，曹海波同志当时是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注：当时“学生工作委员会”和“教师工作委员会”已合并为“学校工作委员会”简称“学校委”，有时也习惯称为“学委”哈工大由我政府接管后，新组建的“哈工大总支部委员会”有一段时间也由“学校委”领导。
第三天“学校委”书记史文生同志把我找去，一开始就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一个党员那能自己想到哪去就去哪，又说，你不能离开哈工大，哈工大的工作要受到影响。这样，我又由“南下大队”搬了回来。曹海波同志也表示了无奈的情绪。
这样，我南下的愿望未能实现，做了“南下大队”的“逃兵”。说实在的，我对哈工大存在着深深的眷恋的情结。所以当时我的思想也是矛盾的。如果真的离开哈工大，在思想上也会是苦恼的。我默默地搬了回去。
几个月后，哈工大就被我政府全面接管了。我们党的学生支部就并入了新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总支部委员会”，我们党的学生支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使命。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还和曹海波同志保持着联系，他曾在北京党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