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华
从小生活在一个勉强温饱的家庭,基本上还算比较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优级小学 (当时我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受的初级教育,初级教育分为小学4年，优级小学2年)。当我准备报考日伪时期的哈市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筹集学费成了家庭难以承受的重负。伯父建议我去钟表店学徒，这样不但生活可以自理，将来还可以养家糊口。最后，还是父亲下决心对我说：“你要是能考上，我就是借贷也供你上学。”我考上了，父亲真的是借钱交的学费。这是我成长轨迹上的第一个岔路口。今日的成长难忘搬道岔的人。
解放后家庭经济情况极大改善。于1947年9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分到初级13班。班主任是俄文主讲教师陶尔高维切夫，我们称他为商老师，因为他姓氏的词根译成中文是商业，贸易，教俄语文法的是谢列布利亚科夫，我们称他为银老师，因为其姓氏词根译成中文是白银。两位老师讲解极其透彻，要求极其严格。为我们俄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俄语授课的数理化也同时并进。班上有的同学感觉吃力。作为班长的我深知学习机会之难得，为了不使一位同学掉队，课后组织开展了小先生活动。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通过考试我们班全班升入高级23班，无一留级。据说当时这是比较少见的。这使我体会到，只要目标明确，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而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也使我初次受到团队精神教育。一年后升入本科，工大新成立的航空工程系。
1949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夏令营活动的航空工程系一年级学生被召集起来开会。通知说，为帮助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当时苏联陆续派来了许多专家，但缺少翻译，因此东北局向工大借调一批学过俄文的学生以充实翻译队伍，为期一年，学校决定派我们前去,并说家庭有困难离不开的可以留校继续学习。去，不去，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问题。读书和将来当工程师，我想往己久。可是，人家不远万里来我国传授经验帮助我国搞建设，缺少翻译也无法发挥作用。经过思想斗争，放弃了个人爱好，选择了国家需要。
1949年9月11日学校将我们送到位于沈阳太原街的东北人民政府专家招待处报到。随后我们陆续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给东北电业管理总局专家顾问组长维·阿·维尔什科夫做翻译。一年后，学校不但没有把我们调回校，而是抽调更多下一年级学生充实翻译队伍。关于“为期一年”的许诺，由于工作无人替代而告吹，而且工作关系也干脆转到了东北电业管理总局。我们专家翻译组直接归局长领导，我们的局长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解放初期我看到的第一本由延安来的作家草萌写的小说是《原动力》，后来我才了解到《原动力》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们局长。他身为局里最高领导，却每天都早来晚走，工作极其认真，而且雷厉风行，对下属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也深受感动。
专家在工作工中，无论是讨论东北电业的长远发展规划还是具体技术或管理问题，他们都积极提出建议，下厂考察设备运行情况以及技术管理状况，除当场口头向当地负责人提出建议外，回到局里还要认真写出书面建议报告交给局领导。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缺少技术操作规程和工程管理规章制度之后，在回国探亲返回时带来了他在国内所能搜集到的莫斯科电管局的大量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文本，全都无偿地交给局里。专家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更使我深受教育。总局突然接到报告，新建阜新发电厂苏联锅炉专家在检查锅炉安装质量时因照明电压远超出36伏不幸触电身亡。局长带我乘高岗专列火速赶往现场。会见其他专家时，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责难；有的只是相互同情和相互安慰。夫人虽然哀痛欲绝 , 但表现得识大体顾大局，竟未向中方提出任何要求。最终遇难专家心身都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有了这次经历，再学习《纪念白求恩》时就有了全新的体会。于是，个人的成长轨道就由工程技术自觉自愿地转向了语言翻译。
工作时间越久，就越来越深切感到自己在中文修养上的欠缺，俄文词汇的不足，和专业技术知识的贫乏，这种状态与组织给与自己的荣誉十分不相称。只好下定决心努力自学以弥补不足。正在此时了解到局里工程技术人员正渴望学习俄文。经过交流大家想出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由我在业余时间为工程技术人员开办一个俄语学习班，而我所翻译的技术文件请相关技术人员审阅并结合有关内容给我讲解技术基础知识。这种合作的具体结晶是燃料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变压器的运行》。这使我再一次深切感到，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是一条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正当我努力争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俄文翻译时，局长找我谈话通知我，推荐保送我去前苏联留学已经水力电力部批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真是喜出望外。当时我连局领导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连奉承领导的话也没有机会说，居然保送我去留学。于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由得高大起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的成长轨道又被组织和领导拨回到原来的方向。
通过考试和政审，终于乘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专列，一路欢歌笑语，一路幸福憧憬。虽然努力学习以报效祖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但对未来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还是个未知数。到达莫斯科之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继电保护专业。两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访问动力学院时了解到该学院电机系设有电解质与半导体专业，但无中国留学生。鉴于是国内需要的新专业，经与校方协商，决定抽调10名修完二年级课程的中国留学生转到该专业，其中就有我。组织为我的成长方向又做了一次微调。
通过5年学习和8个月做毕业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根据 成绩拿到了优秀毕业证书。这就是我对祖国的汇报。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哈工大。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领导和前辈的关怀，虽然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接触的是新人，但却很少有陌生感。生活上，居住在集体宿舍，和同寝室的一位老师聊天时，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当他知道我过去的工资远高于现在时，他就说：“你是调干，应该保留原工资。”可我当时并不了解有这一政策，认为按留学毕业生标准拿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将此事向他的作为吕学波校长秘书的同学讲了。于是吕学波校长让我们室主任去原单位取回我的工资档案。人事处为我恢复了原工资。我既没有向组织上申请，也没有打报告，校长居然亲自过问此事，由此可见教师在吕校长心目中的地位。在这样校长领导下工作，能不竭尽所能。
工作中，老前辈的提携，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令我终生难忘。孙瑞蕃老师是我的第一任直接领导。孙老师在苏联进修期间与其指导教师合写的论文，曾被选为优秀科研成果，代表苏联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苏联科技成果展。有这样的导师真是幸运。为了提高我阅读英语科技文件的能力，要求我们用业余时间每周翻译一篇英文科技论文交他修改，并指出错误与不够确切之处。阅读英文文献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以及此后科研方向的确定，都得益受教于孙老师。
1982年暑假期间我校物理教研室举办了全国高等学校工科物理讲习讨论班，有124所院校的150名教师参加。洪晶老师委托我在讲习班上介绍半导体技术有关情况，既没有命题，也没有要求审阅稿件。我就做了题为 “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的发言，并受到好评。我深知这是在这种场合给我一个锻炼提高的机会。洪老师的信任与关怀，我永远铭刻在心。
工作内容往往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需求和主观条件。“文革”后期在全国大办电子的影响下，学校里办起了可控硅连队和“七七”连队，而南迁四川那一部分在北碚建立了一个电子厂。这三方面搞的都是半导体器件生产。这就为将来组建半导体器件专业聚集了专业人才，同时也为未来的实验室准备了部分设备。在教育革命继续深入开展的背景下，经学校同意“七七”连队派出建立半导体专业的调研小组。经过调研确认国家确实要大力发展半导体技术，因而急需半导体专业人才。几经周折，几经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和同仁们一道建立起一个新专业——半导体器件专业。这就算是我对母校的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