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魔爪继续伸向黑龙江省，1932年2月哈尔滨市被日寇侵占。当时曾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毅然奋起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督率黑龙江省爱国军民抗日义勇军在嫩江畔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江桥抗战”。先后转战哈尔滨、龙江地区与日寇殊死战斗，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由于敌强我弱多数壮烈牺牲，1932年7月被迫经海拉尔退入前苏联境内。
当时我父亲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医院工作，我当年9岁，就读在东北特区海拉尔第十一小学。学校组织童子军到火车站迎接爱国志士马占山一行，我目睹他穿着便服长袍、马挂、布鞋，从车厢下来。童子军立刻吹起“接官号”迎接，马占山站在月台上，慷慨激昂地挥泪告诉大家说：“不要忘记民族仇恨，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回想起在马占山赴前苏联半个月前，从抗日前线撤到铁路医院的伤员中，有一位营长重伤牺牲，我也跟随送葬的队伍举行仪式，看着阵亡营长的血衣和遗物，不自觉的悲痛流泪，对抗日的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义举感受非浅，在我童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民族的仇恨。
马占山将军出境不久，日寇就侵占了海拉尔，鬼子兵如狼似虎地烧杀抢掠惨无人道。有几个鬼子兵到我家破门而入，恶狠狠地对父亲叫嚷：“花姑娘，花姑娘”。家中人躲在地窖里，都吓得缩成一团，幸免了災难。但自从日寇医务人员从苏联人手中接收了医院，中苏合办的铁路医院变成了日本北满铁路医院以后，父亲由于不堪法西斯政治压力和民族欺侮，辞职携家眷回到辽阳老家，只有我哥哥坚决不当亡国奴和他的几位同学带着民族仇恨毅然绝然地奔赴关内，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中去。
我的哥哥侯磊是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党派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赴太行山游击区与敌斗争。1942年转至河北省威县任县大队队长，其后任一二九师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副营长。1942年有一次去威县康漥村视察与日寇遭遇，在与敌交战中牺牲，时年27岁。从我儿时起哥哥对我的影响就很大。记得在哈尔滨哥哥与我读小学时，有一天下小雨，放学回家路过南岗美国领事馆，当时雨停了，我俩把伞收了拄着伞走路，不小心把伞掉进领事馆地下室铁格窗子里，只好去找门卫请他给拿出来。可是，门卫不但不理睬，还把我俩轰出来。我俩哭哭啼啼去找中国巡捕，他说：“外国人的事，中国人管不了。”我俩只好哭着回家了，哥哥气愤地说：“中国人怎么这么熊蛋呢？”后来听大人说，是中国人没有“治外法权”。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家俄国人住的院外玩，一棵海棠树的果实熟透了掉到院子外边，哥哥顺手拣了起来，被老外发现，硬说是我们偷的，还给哥哥两个耳光。哥哥常说：“中国软弱无能受欺侮，长大了一定报仇！”他在哈尔滨扶轮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反抗旧中国腐朽官僚蔡云升投靠日本卖国求荣的学潮。他一向是个爱国青年，民族意识深厚。“九·一八事变”后，他进关抗日报国不是偶然的。离家一去六年，没有音信。1937年春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堂役（勤杂工）说：“有人在收发室等你。”我请假出来，祗是一位身穿长衫，头戴南洋软木帽的人，我不敢认，原来正是哥哥。他化装冒险穿过日寇封锁线回到辽阳家乡，寻求可靠关系募捐一笔经费。这次见面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家中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嫂嫂说，有人传说他已不在人世。嫂嫂把6岁的小侄儿托付给我的祖母抚养，自己改嫁了。小侄儿活到7岁因患肺炎病死。哥哥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他为了民族尊严，雪国耻、平民愤，不做亡国奴，不惜牺牲一切实为我的榜样。
全国解放后，父亲一直打听哥哥的消息，他不相信哥哥不在人世一说，经过多方努力和帮助，1983年终于找到了哥哥的上级团政委信存忠同志（当时他在张家口解放军高级通讯学校任干部部部长），才得知哥哥全部情况，在他的证明下父亲成为烈属。翌年父亲到哥哥牺牲的地点找到了他的墓地，在河北省威县政府优抚科的帮助下，威县父老乡亲把烈士的遗骨，用铁丝串成骨架和腰间系的皮带断片包裹到一起，运回故乡的，在故乡辽阳县沙浒区东前黑英台落葬，沙浒区还举行了迎接烈士遗骨的隆重仪式。熟悉哥哥的康漥村的父老乡亲和家父说：“多少年来，村上老百姓念道：也不知道这候副营长的家乡和亲人在哪？没法送个信去，这下可找到了，该回家了。”老乡说：“候副营长在威县方圆四百里打游击，没在哪家吃过一顿饭，祗是有时拿着一个没把的用铁丝栓着的旧搪瓷缸子，到老乡家找水喝，八路军太苦了。”父亲老泪纵横哽咽说不出话来。哥哥革命的精神对我的教育很深，有时我遇到什么事情钻牛角尖出不来的时候，拿出来哥哥留下的那干巴巴的几节断皮带看看，就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那几节断皮带是我思想上的护身符，不时拿出来看看对我的教育很大，很灵，它能净化我的思想。
1932年家父不愿为日本人工作，由海拉尔携家眷回到故乡，我转学到辽阳县税课司两级小学读书。小学添了一门新课，日语，这是一门我最不爱上的课，却被定为主课，天天背诵，天天挨“手板”，就是让你逐渐忘掉汉语。
日寇侵略东北，蓄意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旨意下成立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对东北人民在政治上施行法西斯镇压，在经济上大势掠夺，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
1936年以后，我就读于辽阳县马神庙高级中学，后改称国民高等学校（农科）。大批教师操着不伦不类的“协和语”上课，如上农业实习课的教师，经常说：“今天终日实习”（即整天下地劳动）。学生每周要用日语背诵“诏书”、“国民训”。历史课是伪“满洲国”历史(即辽、金、清史)，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三皇五帝、秦、汉、唐、宋。上“满洲史”课就是不知道你是中国人，只知道是伪“满洲国”人。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从学制上看，中学原来初高中，共是6年，减成了4年制；从教育内容上看，不学中国历史，只学伪“满洲国”史，语文把日语当成主课，汉语反而成了少数民族语言课了。另外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劳动，还经常有所谓的“勤劳奉仕。”
1941年家父到哈尔滨求职，我插班入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工科）电气科就读。这所学校教师近半数是日本人，用的教材全是日文，诸如，《交流理论》、《直流理论》、《送电配电》、《电车制御器》、《发电厂》等等，学生必须考日语翻译，分三个等级，学校经常搞日语演讲比赛，我们几乎成了半个日本人了。1942年中学毕业，考入哈尔滨高等船员养成所机关科，这是一所专科学校，它的前身是东北商船学校，后来校址迁至辽宁省葫芦岛，校名改为葫芦岛高等海员养成所。它是仿日本高等商船学校的模式在“满洲”办学，教师全是日本人，学制学规也全是日本的，而且学校的学生中也有少数是日本人。上下级生实行“绝对服从制”，高年级逐次管制低年级，高年级学生可以命令低年级学生为他服务，如果在街上低年级生遇到高年级生不敬礼，就可能遭皮肉之苦；学校伙食两种待遇：日本学生吃大米、鱼肉蛋，伪“满洲国”学生吃发了霉的苞米面和带谷壳的粗粮，吃得人人大便干燥，个个肛门破裂、便血。我们只能学学校设置的课程，其它任何书籍都予以封锁。有的同学偶尔得到一些“禁书”，例如鲁迅的散文、杂文；巴金的小说《家》、《春》、《秋》，以及胡也频、柔石的作品，我们都是在息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传看。奴化教育是中国学生精神上的桎梏。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学校决定我们这批毕业生提前毕业，强迫分配到日本武备号商船上作“高级”船员，充当战争炮灰。对这种殖民教育，一些学子接受不了，为了泄愤给日本教师起“绰号”，给所长真锅虎次郎的“绰号”是“妈拉屄”，因为他每次上台训话都离不开“まなび”，他的绰号就是“まなび”的谐音；舍监丸川绰号是“完（丸）犊子”。这还不足以泄愤，最终发展为多数同学抵制与反抗。1943年春，同年级航海科同学刘宝臣因所谓的“反满抗日”罪，被日本特务当“思想犯”逮捕入狱。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不但没有镇压住我们的反满抗日情绪，相反，更激起了我们的愤恨和反抗的意识。当时一位早期接近共产主义思想的同学阎少平（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北平解放时他参加了军队的入城式），发起同学们编写了《前哨》、《北斗》两份反满抗日的油印刊物，以唤起我们增强民族自尊感，不做亡国奴。阎少平是这两份刊物的主编，风险极大。后来他终于被舍监丸川怀疑上了，阎少平无奈跑了，刊物停刊，我是油印者没被发现。1943年秋，我们到大连湾海上实习，我们班分三个组，各上一艘船实习。我被分配到一艘排水量72吨的小船“水先船”（即领航船）上实习，船长叫田中，是个“小矬把子”长了一脸横肉，留着一小撮鼻涕胡，恶狠狠地把我们5名同学叫到船上，给我的预感是“来者不善”。果然，上船第三天领航回来要进港时，田中下令：“慢速”。那天正是我在船舱操作，因为初次当班非常紧张，错把加速当成减速，结果船舷“硼”的一声撞到港边的水泥柱子上。这下可闯了大祸，我赶快倒车也无济于事。待船体刚刚稳住，田中从甲板上下到机舱，不由分说对我左右开弓（打脸），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其它组同学也有两位由于操作不当受到惩罚，有一位挨了重拳。日本鬼子对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欺凌殴打，我们心中都憋着一股闷气，尤其是我被打得最重，心中更是不平。不知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胆量，我邀会几位同学密谋要把田中弄死！可是，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对日寇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日本鬼子没等我们实习完，就中止了海上实习撤回学校，这个“刺杀计划”未能实现，大家都很沮丧，我更是余愤未消。1944年8月我们机关科赴奉天（今沈阳）内燃机厂毕业实习。厂方劳务科长日本人稻田，克扣我们的劳动用品和伙食费，影响我们的实习和伙食水平，我代表同学去见稻田据理力争，可是他不讲理，我在气愤之下与他格斗起来，我们胜利了，表面上给我们补发了劳动用品和伙食费，暗中却在作文章。不久我发现车间里有了日本“便衣”在监视我们，随后有的工友私下告诉我们要注意，按照惯例，可能要“抓人”了。我在工友的启示下，借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回了哈尔滨，我到哈的时间是1945年7月27日。果然，8月初，奉天（今沈阳）“大检举”（即大逮捕），不少所谓的“思想犯”被“抓”起来了，我幸免一难。回到哈尔滨后，同年秋考入中长铁路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准备继续学工。东北“光复”后，1946年我和工大一些同学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活动，接触到在中苏友协主编《知识青年》杂志的女作家草明，她组织了东北青年文艺学会，我被选为该会副会长。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渤海湾上的仇恨》，登在该杂志的第一期上，写的就是日本鬼子田中，小说结尾我把未杀成的田中给杀了，借此发泄我的余愤。同年暑期我和工大同学参加了蒋南翔同志组织的松花江北“青年之家”的各项活动。在活动中，我们这批东北青年时常讨论，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投奔国民党？经过“青年之家”的学习，使大部分人留在哈尔滨跟共产党走。特别是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党对这些青年交了底，有可能，东北局从哈尔滨撤到佳木斯或者撤到原苏联境内，你们是否跟着走？让自己选择。我们绝大部分青年决心背井离乡跟着东北局撤。1947年3月我在工大预科毕业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投入了轰轰烈烈地东北土地改革工作。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原顾乡区三姓屯土改工作队，工作任务是发动贫雇农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肃清汉奸、恶霸、土匪残余势力，建立贫雇农当家作主的农村新政权。特别是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了保护胜利果实，踊跃参军支前。翻身农民是补充扩大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一支强大队伍，这完全显示了土改方针的正确。东北土地改革的胜利，可以说是农民绵延千百年的积贫积弱，受尽地主凌辱的历史彻底结束。
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后，我被分配到中学任教。1953年调转哈尔滨工业大学，1989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