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铮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将获得的知识报孝祖国，这是个十分壮严的议题。在我持笔记述父亲时，似乎有声音告诫：“胸中有祖国伟大，胸中只自己渺小”。此音可能是我父亲从远处发来的。
刘医官的由来
我父名叫刘国庆，生于1907年。父亲的经历，我知道不多。只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大伯父的医院帮过忙。大伯父从南京回沈阳，希望我父到东北边陲的同江从事医务专业。同江地处松花江下游。资源丰富，但缺医少药，大有发挥自身特长的空间。
1935年我父来到同江。首先在松花江边租下了5间房子，办起了诊所。随着收入的增加，不久在街中心建起一所砖瓦结构的青砖平房。其中，生活用房有两室两厅，配有厨房和贮藏室。医诊用房有诊查室、处置室、药局、候诊室，还有两个观察室。实际上已形成了一所小型医院。我父亲是西医，同江人欢迎，事业兴旺。
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我父亲的小医院没收了，将我家从医院赶出来，住进医院旁边的小草房。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同江街南，建起一所医院。将我家原来的房子，变成公用房。日本人摧残我父亲的事业，没收我父亲的资产，不可能不引起我父亲的仇恨，但是，他从不向子女表露。日本人为控制我父亲，叫我父亲做他们开的医院的院长。另外派一名叫龟田的日本人做副院长，又再派来一名叫秋泽的女医生管理医政。
我父亲医术很高，家喻户晓。同江父老崇拜他，称他为刘医官。
同 江 匪 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0月共产党来了6个人接管同江。县长叫张克华曾来过我家。我是伪满国高学生，参加了县剧团，张县长亲自任团长，他爱人岳明做顾问。我父亲同共产党人渐渐地熟悉起来。
1946年初春，县大队内部反动分子发生叛乱，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牺牲，县大队中一部分人员被叛乱分子拉去为匪，张县长带另一部分人员，撤到富锦。不多日，张县长带队伍打回来，特意到我家看望我父亲。几天后，“国民党土匪光复军”攻打同江，在战斗中，年仅29岁的张县长光荣牺牲。此后，共产党与匪徒在同江形成交错局面。我们的剧团解散，原准备开展土改也暂罢休。这一切在我父亲眼里看的清清楚楚，但他是怎么想的，我们这些子女不知内情。
舍家携资从军
同江处于交错局面不久，苏振华政委带着独立五团攻进同江，我家靠近新政府（伪满没收我家的用房），苏政委住在我家。我家用房比较宽余，队伍的粮食，蔬菜都放在我家。由于部队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苏政委动员我父亲投身革命。我父亲本是知识分子，亲身经历过伪满统治，亲眼鉴别国共两党，最终将自己所能及所有医药设备，全部贡献给共产党和八路军，装了满满一大马车，“偷偷”地随军去了。
父亲舍家从军随苏振华政委走了以后，因局势动荡，家中人不敢说是自愿参加八路军跟共产党走的，对外讲，被八路军“抓走了”。因为，“国民党土匪光复军”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家属，实行抢劫杀绝。
1946年4月，我父亲随部队剿匪路过同江，回家看望我们一次。我见到他的脸上，被寒风吹得落了皮，他的身型也瘦了许多，身上穿的棉军大衣被子弹穿了不少洞。他说：“在一次战斗中，落入了土匪的包围圈。土匪在山上，他们在山下，土匪从山上往山下射击，驚了马，带着爬犁狂奔，爬犁上的其他人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父亲坐在炕沿边，边说边难过，长时间不说话，第二天就离家回部队去了。
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舍家带着所有医药物资投奔革命。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猜想出他对当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极大愤恨，14年的亡国奴生活，使他蕴藏有巨大的反抗能量。
母亲的艰难
我的母亲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妇女。父亲舍家从军，她从无他言。她懂得大家和小家的关系，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父亲从军走后她自己甘愿担起扶养子女的重担。
父亲在家时，生活富裕，父亲走后，断绝经济来源，我和4个弟弟，全靠母亲一人劳动负担。家中有一台手摇缝纫机，请邻居李忠山大哥与被服厂联系，在家加工帽子，换取点工钱，小鸡下了蛋送市场换取油盐。
严重的困难不仅仅是吃饭问题，还有土匪的骚扰。父亲参军后，大部队撤走，剩下个维持会。“国民党土匪光复军”打回来，闯进八路军家属家，杀光抢光。把抢到的物资装上船，运往匪巢。八路军家属被杀的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被迫带着我们逃离了家园。
逃向哪？母亲请我父远方侄子段宗贤给看着家，领着我们逃到一个叫头屯的地方。端午节后，听说咱们的部队又回来了，母亲才带我们又回到同江。看门的段宗贤对我母亲说：“你们走后不久，一天晚上来了几个持抢的人敲门进来，我告诉他们，这家人早就般走了。如果你们不搬走，很难说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请求部队安置
母亲带我们度日实在困难，只得请求部队帮助。母亲去了佳木斯，找到了父亲，也见到了苏振华政委。
那时部队是供给制，生活标准很低，任何一个军人都没有养家的能力，全是依靠当地政府照料。同江还未进行土改，我党政权尚待巩固，“国民党土匪光复”时有骚扰。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苏政委按排两个大一点孩子参军。就这样我和大弟弟刘文荣留在了部队。
我父亲从医，当然喜欢子女也从医，把我和弟弟介绍到佳木斯药科专业学校。弟弟才13岁，报名时出了笑话。校长、政委在进行口试时，弟弟他所问非所答。校长要我弟弟写份自传，弟弟回答说：“这个我懂，地球围着太阳转，地球自已转叫自转。”说得校长、政委哈哈大笑。因他年龄太小药专不能收留我弟弟为学员，只把我留下，弟弟回到父亲身边，便做了小卫生员。
我在伪满读过国高，算是有点文化基础，同江解放后我做过咱们的妇女主任，尽义务，无报酬。我被药专录取后，学习药学，参军入伍穿上了军装。
两个大孩子参军，家里还剩下三个。1947年冬，二弟小学毕业，在农会帮助下，去供销社干活，站在木箱子上付货。他手巧会编席子，帮助母亲编织，减轻母亲负担。
土改后，家里生活发生了大变化，享受军属代耕待遇。分得的土地，由农会帮助耕种。秋上的粮食运到家，烧柴也备足，分的园田地种蔬菜吃还有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回油盐日用品。还有位姓沙的人，帮我家担水，吃穿用不再发愁了。
父亲待子甚严
我父亲享受团级待遇，吃小灶，配警卫员，有马匹，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曾对我说：“组织上配给我的马，我从未骑过。我是一步一步的从长春一鼓作气走到北平的。”他的马干什么用？驮物资与伤号。我大弟弟刘文荣，日夜行军，实在走不动了，扯着马尾巴求父亲允许上马，父亲从不答应。
父亲对大弟弟要求很严，使大弟弟永不忘。有一次唠家常，大弟说：“在围困长春时，我立过一小功，是咱们父亲用枪逼着我上前线抢伤员得来的。父亲说：“我儿子不上去，怎能叫他人先上？”弟弟说：“那时，我是个不太懂事的娃娃兵，面对父亲的枪口，上前面去抢自己的大哥哥，难道这是父亲无情？这是咱父亲的为人。”
大弟弟还告诉我：“每当驻军宿营，父亲先到连队去看看战士的脚打泡的情况，及时帮助处理。回到住处，打热水为我烫脚，按排我睡下后，在煤油灯下，拿着我的衣服拿为我捉虱子，这时的父亲像妈妈一样。”
以父为榜样
我在佳木斯药专学习，虽然不同如弟弟生活在父亲身边。但是我心里却觉得就在父亲身边。每当遇到困难就想到父亲。药专每年要自己解决3个月的生活供应，我努力劳动。药专没有教材，靠两个日本人刻腊纸油印成课本，至今我还保存着。我一面接受党的教育，一面以父亲为表率，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家的命运与我父亲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1948年东北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东北全境解放。我们第三期（按延安顺序为十五期）学员提前结业，我被分去泰来县第二后方医院，做药局负责人。这所医院同时能收治800名伤病员。医院条件简陋，教室改成的病房，木板为床，烧煤炉取暖。药品十分缺乏，麻醉剂由两个日本人自制。这时，我想起了父亲，明白了他为什么把所有的药品带上从军。
在泰来县第二后方医院，最使我难忘的是下病房替换护士休息。为使护士得到休息，科室人员代替护士。有位外伤战士，弹片还在脑袋里，没有条件开颅取出，他头痛难忍，所用的药只有阿斯匹林粉。外间躺着一位伤员，下肢一条腿被截去，麻醉醒后，高喊：“冲啊！冲……”这时，我又想起父亲。我明白他为什么把家中医药器材装满一马车从军。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战士，才有未来的新中国。
伤员的表现教育着我，父亲的革命激情鼓励着我，我在为伤员换洗衣被时，他们身上发出的脓血气味，使我忘记了一切。我必须为他们换洗干净。我是医务人员，是党培养出来的白衣战士，我是医生的后代，为伤员服务是我的天职。那个时候，我是个16岁的女孩子，伤员对我发出的微笑，至今仍然蓄存在我的脑海里。
结 语
1947年4月以后，我父所在部队，消灭了同江的土匪，转移到佳木斯，然后开至长春外围九台。1948年秋，长春解放后，我父随部队入关。进驻北京，编为中央警卫第一师，警卫中南海。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父按毛主席的指示：“保卫朝鲜比保卫我重要。”志愿入朝，一去就是4年。长期的山洞生活，积劳成疾，因气管发炎难治愈，转业到哈尔滨，任公安医院院长。国家给予他很高的待遇，当时月薪达240元人民币。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到哪里的知识分子，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变成“革命对象”被关进了“牛棚”。
作为他的子女，我去看望他。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走，怎么变成了反动人物了？我舍家从军，跟着解放军战斗，怎么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我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听毛主席的话呀……”我的父亲于1976年临终时也未解开这个迷。
我只读过6年多的书，文字能力太差，在回忆父亲时，许多事理不出来，加上60多年前的往事，难做成文。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子女说了上面这些话。仅供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所做贡献时，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