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广发
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我毅然投奔了革命队伍。有人问我：“你当时是大学生，为什么要参军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骨肉情深伤别离》的一段历史说起：
那是 1943 年初夏，我在丙镇中学读一年级，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走到鳄骨潭附近的河排路上，看见保长丘淦林带着两个穿着黄皮子荷枪实弹的保丁押着1个人正往镇上走，这个人的双手和胳膊被绳子紧紧捆着，低着头流着眼泪，脚上像坠着千斤的石头，很不情愿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好像要上刑场过鬼门关似的。楞过神定晴一看，他竟是我的三哥。这种突然而来的场面，不禁使我惊叫起来，“哥呀，你怎么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放声大哭，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紧紧地抱着他，也流着揪心的眼泪，就在这个时候，丘淦林那个作恶多端的保长冷冷地哼了一声，扔出一句话：“阿广涛( 三哥的名字 )抽壮丁又中签了，摊上了，就得认命。快走！别磨蹭了。” 他说这句话时，特别把“抽壮丁又中签”的“又”字拉得又重又长。我一听火就往上冒，质问他：“前两个月我哥哥就中了签，父母卖了2担谷田，刚刚把他赎出来，怎么又中签了，你这不欺侮老实人吗？”在乡里横行霸道惯了的保长，大概从来还没有人这么顶撞过他，顿时他满脸横肉抽撞起来，鼻子也气得变歪了。他狠狠地说：“好小子，你也敢在老子面前说三道四，等你到了入丁(国民党时代规定 18 岁即进入壮丁年龄)的时候，别怪我收拾你。”说完又催着我哥哥上路。这时我看见我三哥的双脚和小腿已被当兵的用鞭子抽烂还淌着血。我的泪水也一串串往下滴，有些已和哥哥脚上的血滴融和在一起，我默默呼喊苍天，三哥有什么罪，要受这样的惩罚，国民党这样荼毒百姓实在天理难容。在痛苦中，三哥说了一声：“我走了，弟弟你回去吧！”但是我不忍心看着哥哥淌着血，踽踽前行。我转过身搀着他一步步向镇公所走去。快进大门的时候，他又痛苦地说了一声：“弟弟你快回去吧，还不知父母在家里哭得怎么样呢？”，我掩面而哭，听着他缓缓走进大门的脚步声。
过了三天，村里有人给我爸送来1张梅县日报民，说：“杞林伯恭喜你，报纸上登你送子当兵光荣啊！”这个消息使我父亲受伤的心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差点没有晕过去。过了一会他忿忿地说：“明明是强抓壮丁，竟说成是送子当兵，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讲这种鬼话。”
又过了半个月，三哥暗中托人捎来1封信，诉说在新兵营想家的心情。第二天，我跟着父亲走了40里地旱路，赶到县里东校场新兵营去见哥哥。新兵营门口站着几个卫兵，荷枪而立，那种戒备森严的样子叫人生畏。不言自明，那准是为防范新兵逃跑的。父亲走过去对他们说：“老总，我是来看儿子的，让我们进去好吗？”其中一个卫兵说：“不行，上封有令，新兵营谁都不许进！”我们反复恳求，他们都不答应。我们爷儿俩只好退了出来。正在发愁有门进不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民间流传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谚语，于是我向父亲要了5角钱买了两包“哈德门”香烟，这种烟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品牌，只有那些所谓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我们再次来到新兵营大门前，父亲把两包烟向刚才讲话的那个卫兵递过去说了一声：“老总你们行行好，就让我带着他进去和儿子见一面。”那个卫兵把香烟接过去立即揣进兜里，说话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你们看谁，有身份证明吗？”这一问，又把我们难住了。因为走得急不曾请保长开什么证明，我想即使去了，保长也未必肯给你开，他准记仇，半月前在河排路上我顶撞了他。再说，我们父子俩都是乡下人，没有出过门更没见过大世面，也更没有和官家和兵家之类的人打过交道，哪里知道出门办事要带什么证明。正在为难时，我父亲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登有所谓“送子当兵光荣”的梅县日报，对他们说：“你们看上面有我和我儿子的名字。”那个揣香烟的大兵瞅了一眼报纸 , 以一种似同情又似嘲弄的口吻说 :“唉 ! 你这老头傻得也真够可以了，现在是什么世道？都说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你却送子当兵，好吧 , 就让你光荣一把 , 进去看看。”
进得门来，我们心头一紧，说它是兵营，实际上却像关押犯人的监房。所有新兵都剃了光头，上身穿的是粗布黄军衣，下身是粗布短裤头，每人1个斗笠，一双草鞋，曲着小腿，靠墙坐在各人的铺位上。所谓铺位，就是1人发1张用稻草编的草席，1人长，半米宽。一个挨一个铺在房间的泥土地上。这就是新兵们睡觉的床，也是他们听长官训示的坐位。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大家都不许说话或自由交谈，特别是不准咬耳朵说话，谁这么干，就按“密谋逃跑”论处，一经发现就得皮肉受苦。所以在整个新兵营都寂静得鸦雀无声，唯一能听见的只有当官的打骂、训斥新兵的吆喝声和新兵们不幸遭毒打和虐待的嚎叫声。当我们看到三哥时，但见他面黄肌瘦，双手和双脚都长满了疥疮，有的还化脓流黄水。他看见父亲和我，只是一串串泪水在脸颊上淌 , 既不敢哭出声来，也不敢说话，更不敢站起身来。在这个苦海愁城中，我们父子3人相对而哭，一切苦和愁只能往肚子里咽。过了一会，三哥从喉咙里偷偷地轻轻地挤出4个字:“爸爸，我饿。” 父亲点了点头说 :“你等着，我们出去给你买1碗鸡蛋煮米粉吃。”当我们起身出门时，他以泪盈盈的目光送我们出去，又急切地盼我们回来。可是当我们端着大碗米粉再进兵营大门时，原来站岗的人已经换班了，不管说什么好话都不让进去。没有法子，只好请他们把那碗米粉转送给三哥。我们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一场满怀悲伤而又相对无言的父子兄弟会面。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子俩一边走一边叹惜，后悔见面时一句深情的话都没有说，也没道一声保重的叮咛，同时也惦记着他吃到了那碗米粉没有。我们越唠越恨，感到国民党这样对待新兵太无人道，照这样下去，他们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 , 就会死在那些当官的人的手中。为此父亲不断喃喃地祷告上苍，保佑三哥在险恶的逆境中 , 能逢凶化吉，遇险呈祥，早日平安归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新兵营一别，三哥从此杳无音讯。我们一家盼了一年又一年，希望他能奇迹一般地平安回来，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了。虽然我们曾多次向乡保长和县政府打听三哥的消息，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虚以委蛇“无可奉告”的官腔。我们怨恨这种不负责、视老百姓为草芥的政府是肯定不会长久的。
果然一切都应验了，1949 年春，共产党领导的闽粤赣边区刘永生游击队，一举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周边地区，而作恶多端的保长丘淦林也被解放军抓获，走在押赴丙村镇看守所的河排路上，他企图跳进江里逃命，却被滔滔的洪水卷进鳄骨潭再也没有起来。
这时我正在福州市福建省立农学院上学。当时福建省还属于蒋管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受到严密的控制，但是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捷报常常不迳而来，整个福州城都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盼望阳光早日普照大地。大家所以那么痛恨国民党反动派，还因为那时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崩溃危机搞了一次币制改革，把法币( 蒋管区的统一货币) 改成“金元券”和“银元券”, 结果币值大跌，老百姓挑1担金元券还换不回1斗粮食。搞得人心惶惶，整个国统区完全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恐慌和饥寒交迫之中。这些新仇旧恨，就是促使我参加革命的动因，所以福州一解放我就投入了革命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