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毓霖
我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但我的父亲却是在城市贫民家庭中长大，从小因家庭实在贫困很难维持正常生活，被送入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当童工替人家擦地板、打扫厕所，靠自己的劳动换得听课的机会。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后去美国留学也是靠在福特汽车厂打工完成学业的。回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兼管学校的房屋设计和修缮工作。在1937年我上小学4年级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父亲将全家送回杭州老家和外祖母全家从杭州逃到钱塘江对岸绍兴县中的1个小村中避难。父亲和他的4位同事们被留在南京和金陵大学的外国教师一起留守校产。不久金陵大学全部西迁到四川成都办学。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城后开始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的德国洋行经理拉贝先生出面组织国际友人和留守校产的中国职工成立了国际难民区，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我父亲任金陵大学校区难民区主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友人们一起将难民们组织起来，到处收集粮食和燃料维持上万人的生活。这批失去人性的鬼子兵，经常侵入难民区，将妇女拉到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强奸，父亲他们只能急忙通知国际友人将妇女夺回来，这些妇女有的就此精神失常在难民区内狂奔并疯狂喊叫，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南京电厂已被破坏晚上一片黑暗，我父亲及同仁们夜间在难民区周围巡查时经常被同胞们的尸体绊倒，这些难胞都是在心脏部位被鬼子兵用刺刀刺死的，在尸体左胸部留下1条刀口。我曾经看到1张日本侵略者拍下的1张1位中国老妇人被这些禽兽强奸后刺死，并在她的生殖器上插上1枝芦花的照片，鬼子兵还以此取乐。这些丧失人性的侵略者在日本国内是彬彬有礼、见人就90度鞠躬的君子，到了中国却干出这种没有人性的勾当。这是为什么？有一次傍晚父亲戴着红十字袖标和外国友人一起巡查难民区周边地区，当外国友人刚和父亲分手各回自己住处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我父亲遇上了刚进城的日本兵，见人就杀，这个鬼子用刺刀顶住我父亲的胸膛又把父亲的红十字袖标扯下，这时父亲大声喊叫国际友人的名字“雷克斯”，这位国际友人急忙赶回，一把把日本兵刺刀拨开，把父亲拉走救下，在他家躲了几天。父亲的中国同仁们见父亲几日不回以为他牺牲了，就设法通知我的母亲，得此消息后我们全家都哭成一团。没有了父亲，又是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我们4个姐妹兄弟和妈妈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当时我才10岁，事过70多年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
当日本鬼子过钱塘江后，我们全家又逃到浙江东部山区天台县避难。父亲从南京回到天台县将我母亲和妹妹接回沦陷区南京，我们兄弟3人仍在天台县由我姨妈们照管。当时县长曾请父亲为县政府职员介绍南京大屠杀的经历时，父亲讲到他所遇到的惨景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经抢救后被抬回家来。可见父亲在精神上遭受到的打击之深！
在天台县避难期间，我和弟弟在生活上由表兄田锡唐的母亲照管。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早上6点就上课，可是8点半警报响起，我们拉着弟弟就往城外跑，趴在草窝里。敌机飞的很低，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有一次竟猖狂到这种程度，1架鬼子飞机发生故障就迫降在城外的一个大平地上修理，国民党军竟无人敢去把它击毁，修好后又飞走了。抗日战争需要大量兵源，每年都要从地方上征兵。在天台县逃难过程中我亲眼见到这一过程是极其残忍的。我家的旁边是1座家族祠堂，征来的兵都是贫苦农民，全县的征兵在这里集中。有一次在城外操场上训练，1个农民在逃跑时，被枪打断了腿从城外抬回祠堂。当队伍出发时这位受伤的农民被抬着一起走，当抬到城门外一块空地上时，当官的当着全体征兵的面，就把这位受伤的农民枪决了，然后在他脸上盖上一块白布让当地的地保（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去收尸。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太残忍了！
1942年我初中毕业后，我和弟弟齐康由表姐陈秀芝（她才20多岁）领着我们从天台县穿过国民党和日本占领军的交战线来到宁波市，然后再化名托人从宁波坐船到上海，再由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回南京，这段历程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我和弟弟都不满15岁，姐姐才20多岁，3人分乘两顶用双人抬的轿子，从天台县老家沿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到宁海县国民党军和日军侵略者占领地的交界线上，在这一路上经常遭到兵痞流氓的骚扰。在交界线上我们隐蔽着，因为轿工们经常穿过这条封锁线，他们清楚日本鬼子巡逻的规律，当鬼子兵过去后，他们赶快抬着我们穿过这无人区，鬼子怕有人破坏通讯电话线，就在隔每10几根电线杆上挂着1个中国人的人头，我们被吓得蒙着眼睛坐在轿子里都不敢呼吸了，姐姐就更害怕了。当我们进村子后姐姐就用伞遮住自己，怕被鬼子看到。这是我和弟弟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鬼子。在1个熟人家住了1夜，第二天我们坐小轮船去宁波市，1位被五花大绑，眼睛被蒙着，由4个鬼子兵押着的年轻同胞就坐在我们3人旁边。另1个鬼子支着1挺枪趴在船头上。这位年轻的同胞看样子是1位游击队员。在宁波我们住在一位开诊所的张大夫家里，他家位置在原国民党宁波银行大楼旁边。宁波市被占领后，日本的宪兵队就设在那里，宁波被占前，日本侵略者曾经在那里投过细菌弹，因而在室内发生过鼠疫，宁波被占领后，就在诊所和日本宪兵队对面一大块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内，又发生了鼠疫。日本鬼子就将这个地区包围起来浇上煤油，连人带房子全部烧光。我们到宁波后所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广场，到了晚上我们就听到从日本宪兵队大楼内传来了同胞受刑时发出的凄惨喊叫声。过不久就从对面焦土广场上传来的枪声，接着就是卡车声，这是把受难同胞尸体用车拉走，今年我已80高龄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这种惨痛的情景，就会展现在我眼前。2007年我回宁波市时，特意请人带我到那里去看一下。焦土广场已盖上了一片新楼，但是在大街边上仍竖立着 一块碑石记录着日本侵略者在此地干下的暴行，让后人永志不忘！。
在宁波市我和弟弟改名换姓，我改名为张善甫、弟弟改名为张善良，托人办了“良民证”，再由一位姓张的商人领着我们乘船由宁波到上海。我和弟弟睡在轮船顶层的甲板的草席上，旁边的妇女见我们两人年幼又无大人领着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们:“你们的大人呢？”我和弟弟只是低头不语。船到上海港靠岸后，我和弟弟看见在岸上的下船口处站着的多年不见的戴着眼镜的爸爸。我和弟弟拼命喊着：“爸爸！爸爸！”下船时要检查“良民证”，日本鬼子兵拿着鞭子抽打挤着下船的同胞，一些妇女被打得衣服撕裂、皮肤上露出1条条血印。弟弟到现在和我都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惨景！下船后父亲领着我们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1位亲戚家。当时日、美尚未开战，由日占区到法租界又要经过一道关卡。这道关卡是由法国巡捕和雇佣印度警察把守的。我们又挨了一顿鞭子，检查证件后，才进入法租界到了亲友家。仅仅在上海这块地上就这样被列强们瓜分得七零八碎！回到南京后我上了中学，开始上学时每次都要经过日本宪兵队门口，第一次我路过这时，就被站岗的鬼子兵喊我站住，冲着我大喊大叫，我被吓傻住了。幸好路过的同胞对我说：“对他要鞠躬。”鞠完躬后我才被放走。另外，当时南京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首都”，每周一王伪大官们要开朝会。汉奸们路过的沿途都由拿着枪、上了刺刀的伪军戒严。当汉奸车队开来时这些二鬼子让在人行道上的老百姓停下来，转身面对墙、双手举起趴在墙壁上，等车队过后才让老百姓通行。我家住在1条小巷旁边，每天早上日本宪兵队的高官骑着马、哼着日本小调、志高气扬地去日本宪兵队上班。但到了抗战后期中美合作的“飞虎队”的飞机开始反攻，把鬼子机场炸成一片火海，我们亲眼看到鬼子飞机一架架被击落，老百姓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日本宪兵队骑高头大马的官也不见了。在沦陷区是不许老百姓又有收音机的。我家藏有1台老式4管收音机，我就连人和收音机蒙上毯子在家里面偷听重庆后方的短波台，父亲就在室外放哨。有一天我收听到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的消息，告诉父亲后它他又转告校内的同事们。大家都高兴极了，觉得有盼头了。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希望祖国会强大起来。蒋介石出版了题为“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吹嘘胜利后中国美好前景。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南京大街上经常见到美军坐在吉普车上搂着中国女孩（所谓吉普女郎）横冲直撞。市场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在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时，国民党又搞了“金融改革”。用发金圆券的办法将老百姓的黄金掠走。我在浙大读书时用的1袋金圆券也买不来1块烧饼。市场上通用吃香的是刻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和美钞。浙大的教授和职工每月发工资后就赶紧跑到袁大头市场去换袁大头以求保值。去晚了的老师因袁大头涨价这1个月生活就难保。全国的反蒋学生运动在各校兴起，振兴全国的“于子三”事件就发生在浙大，当时他是浙大学生会主席，被捕后关在监狱中被国民党杀害，三青团在校内造谣：“于子三是在狱中打破了玻璃窗用破玻璃片割颈自杀的。”这是国民党编的谎言。竺可桢校长挺身而出，组织生物系教授亲自入狱验尸，揭穿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谎言。每当特务组织一批流氓要冲入校内抓学生时，竺校长也是站在浙大校门口，挡住特务不让他们进学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给浙大留下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至今在浙大的校门入口一侧的一块碑石上刻着老校长的一句话：“同学们您们进浙大时要想一想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在校门的出口的一侧同样也竖着一块碑石上面刻着老校长的另一句话：“同学们当您们离开浙大时要想一想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位老校长朴素作风在我们浙大校友身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杭州市是1949年5月1日解放的，5月3日我和韩桢祥（曾任浙大校长）等4位同学被调到市军管会工业部参加接管工作，和我们一起参军的1位文学院的同学被分配去和南下干部一起到郊区参加土改。一天傍晚他们在1座桥上乘凉时突然被地主武装包围了，部分同志冲出来了，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同学和1位南下的老干部被抓走，第二天早上地主武装在老百姓面前将他们残忍杀害，临行前这位老干部对土匪说：“把这位学生放了！他才参加工作没几天，要毙就毙我！”但这些土匪不听，还是残忍的把他们一起在田埂边上杀害了！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这次我明白了，“你要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它就要你的命！”这就是阶级斗争！
1950年我和部分同学又被调到东北来支援工业建设，我与浙大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许多老干部一起参加了学校建设，成为哈工大的800壮士之一。1994年离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回首往事，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明以下几点我的体会和对你们的期望：
1、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要热爱我们的祖国！
2、革命烈士秋瑾女士有句名言：“国穷人种贱！”祖国近百年的历史正证实了它，即使到现在这句名言在当今世界上仍是一条普适的道理。年轻朋友们将来你们一定要使祖国强大起来！
3、在近百年的我国历史中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复兴而牺牲，有些同志甚至连五星红旗都没有看到就倒下了，我们要永远以他们为榜样做人、做事和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