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礼周
摘 要：文章主要回忆了上世纪我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团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一些做法；办校报的经踗；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创办《航天政工》杂志的过程；以及《政工干部实用手册》获全国优秀畅銷书奨的情况等内容。
（一）相隔12年，两次调校团委工作
1946年春，我从江苏老家调到东北后，一直在辽、吉地区工作。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我怀着学本领建设国家的心愿，经组织批准，于1949年9月来到哈工大学习。
由于工作需要，于1950年初，我服从党组织的调遣，到校团委工作。在校第一次团代会上，管惟炎当选为团委书记，我当选为副书记。1950年秋，因管惟炎调离工作，我接任书记。
这一年，我作为哈工大的团员代表，出席了哈尔滨市第二次团代会。会议期间，正逢毛泽东主席访苏回国，在哈市作短暂休息，并为省市和团代会题了词。给省的题词是，“不要沾染官僚主義”。给市的题词是，“发展生産”。给团代会的题词是，“學習馬列主義”。 另两个题词分别是，“學習” 和“奮鬥”。代表们知道后，群情振奋。大会秘书处，将毛主席给团代会的题词，印在发给代表的笔记本的扉页上，作为纪念。在这次团代会上，我当选为团市委委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青年团的任务，主要是面对这一形势来开展工作。中国和朝鲜相邻，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在政治上，强调学生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做好保家卫国的思想准备。那时，苏联红军和我国志愿军一起，在朝鲜作战，缺少俄文翻译。根据上级指示，团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一部分学生到翻译班突击学俄文，毕业后分配到志愿军中去当翻译。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很苦，缺少粮食。在国内动员后方人员运送炒面到前方去，志愿军用冰雪拌炒面充饥。于是，学校党政工团齐动手，组织学生轮流炒面，共炒成炒面4万多斤。那真是热火朝天！总之，整个学校都卷入了抗美援朝的浪潮中。
那时，刚刚建国，又逢抗美援朝，学生的政治热情极高，出现了忽视学习的现象。在学生中流传一句俄语： “ДВа ничего，тре хорощо”（2分无所谓，3分就算好——当时学习成绩是5分制）。对这种认识，需要积极引导。
1951年，蒋南翔代表团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学代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讲“政治与学习是并行不悖的”，学生要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学习质量。1951年，我校团的工作，就是贯彻执行了团中央、全国学代会的这个指导思想。
1952年，因抗美援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恐美、崇美、亲美”思想。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知识分子中树立“反美、仇美、鄙美”的观念。团的工作，在学生中，強调进行正面教育。在教工中，当时在哈工大任教的，除苏联专家和白俄教师外，一些青年教师对于美国的东西，印象并不深。在整个学校，沒有因此造成什么波动。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国家一方面要抗美援朝；另一方面，建国不久，百废待兴，需要搞建设，但缺少工程技术人员。根据上级指示，在学生中要动员部分人参加两年制的专科班学习，这比5年制本科可提前3年毕业分配工作。党团组织在当时来说，是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做的。
1952年夏，我出席了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召开的10多个大学的团委书记座谈会。会上，蒋南翔讲，在过去的学生运动中，进步学生主要是搞革命了，没有好好学习。现在不同了，建设国家，要求有专长、有知识，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
1952年8月，团中央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学习是中国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 的号召。为贯彻这个精神，我校10月召开了第二次团代会，
1953年3月初，我去北京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全国学校工作会议。刚到北京，就听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天安门前奏着哀歌。3月5日这天，北京刮着大风沙，好象斯大林去世，天老爷也在哭泣。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悼唁文章。3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追悼大会。我们排在团中央机关队伍的最前边，在天安门广场集合。这天，毛泽东出席了追悼大会，他身着黄色制服，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我用脚尖踮着地，伸长着脖颈，望着望着，视线久久不愿离开。
团中央的会议，经过汇报、讨论，由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做了总结。中心内容是要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急燥的问题，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胡耀邦讲话很风趣，他要求团干部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要不懂装懂，不要猪鼻子里插葱，“装象”。
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团代会。毛主席向大会提出了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的号召，井且提出了青年团要根据青年的特点来进行工作的要求。在校党委和团市委的领导下，我校召开了第三次团代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在代表中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贯彻全国二次团代会的决议
1954年，在学校第四次团代会上，我继续当选为团委书记。
1957年后，我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我接触到有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反右派斗争。其中，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个是当时划右派，上边给了一个可控指标，即划右派控制在群众的百分之三四。另一件事，是李昌校长和高铁、彭云等校领导为保护知识分子，搞了一批“疑似右派”。这些人拟右派，又没定右派，批批而已，受到了保护。
第二件事，是厂校协作。1958年前后，李昌强调学生毕业设计要“真刀真枪”，教师进行教学和科研要结合工程实际。在“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中，我校师生与100多个工厂协作，完成了400多个“四化”项目。1958年，我校自行设计的会下棋的计祘机，和哈工大与齐齐哈尔机床厂共同研制的自动化立式车床，在全国教育成果展览会上展出，获得好评。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对有突出成绩的事，叫“放卫星”。哈工大那时放了不少“卫星”，所以有“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夸工大好”的美誉。放了“卫星”，还要报捷。我校学生“红色文工团”，将报捷的项目，自编自演，出现了“报捷文艺”。一时间，轰动了哈市，有时他们还到外地去演出。
第三件事，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李昌是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我曾参加过李昌主持的学习会，中心思想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特别是《矛盾论》的观点，来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值得特别记忆的，就是1960年按毛主席给哈工大写信的要求，由李昌组织指导，关士续等人执笔的《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这篇论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全国影响很大。哈工大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为教师的成长，在思想方法上指明了一条道路，也为全国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起了龙头作用。
1962年，相隔12年后，我从系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被党组织第二次调团委上班，在1962年的学校第八次团代会上，当选为团委书记，并在省团代会上当选为团省委委员。
团委的同志，抓了一批先进班级、“三好” 学生、优秀团支部和优秀团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5922-2班。当时，郑兆基在二系任团总支书记，原副校长谭铭文是5922-2班团支部书记。兆基向我们汇报了5922-2班团支部的情况，我们当即表示肯定和支持。不久，我向李昌和彭云做了汇报，促成了李昌与5922-2班座谈。李昌说，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我很愿意到你们这个班来学习。李昌对这个班团支部的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又经过一段工作，在李昌、彭云的指导和邦助下，团委和系团总支的同志一起，对这个团支部的先进事迹，进行总结、提练和文字整理工作。1963年8月，团省委授予5922-2班团支部为“黑龙江省优秀团支部”称号。1964年2月，二系举办了《5922-2班先进事迹展览》。校党委作出在全校学生中开展学习5922-2班的决定。
1964年春节刚过，团委召开了全校团干部工作会议，进一步组织开展向5922-2班学习的活动。会议的基调是学生要又红又专，既要学雷锋精神，又要搞好学习。在会上，我还引用了陈毅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说，飞行员如果没有方向，就可能把飞机开到敌人那里去；如果飞行员技术不佳，即使方向正确，也飞不到目的地。
1964年春，5922-2班团支部被团中央表彰为“四好团支部”（政治思想工作好，“三好”活动开展好，组织生活健全好，联系群众作风好）。
1964年4月，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在显著版面，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带领同学又红又专”为题，介绍了我校5922-2班团支部的工作经验。还登载了“团中央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四川大学两个团支部的批语”。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语中说，5922-2班是“新中国大学生高尚道德风貌的缩影”。
（二）当“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年4月初的一天，造反派通知我这个“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昌黑干将”到土木楼礼堂去听报告。内容是林彪1968年3月24日在接见北京驻军机关、部队、院校干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录音。我听了后，又看了小字报，感到其中有错误。这就是林彪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不正确的解释，为其“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思想顶峰”，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顶峰论”制造理论依据。
为此，我从爱护领袖的思想出发，写了一封信（信保存在校博物舘）给江青，提出了我的看法。我是用真实姓名写的，有单位，有地址。中央信访办，还给我发回了挂号信的回执单。
我写信的事，造反派原本不知道。那时“走资派”必须经常“交心”，做“思想汇报”。我主动汇报了写信这件事，造反派立即到北京将信要了回来，把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带着手铐投进监狱。在狱中，我的代号是“689”。
那时，监狱人满为患，约2米宽、3米长的屋子里，关押了10个人，大都是“政治犯”。“犯人”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间小房子里。吃的多数是高粱米，狱方怕“犯人”得病，常发大蒜吃。10个人分上下舖，在横樑上搭上板子睡觉，每人约一尺左右宽的位置，只好侧身睡。臭虫极多，我们将单裤裤脚扎紧，矇着头，不然是睡不好的。“犯人”不许会客，不准见家属。家属每周有一个下午可送点日用品来，由狱方转交给我们，见物也就算见人了。“犯人”在里面，不是被提审，就是写交待材料。有时，要回本单位接受批斗。偶尔也放风，在院子里走走。
我虽当了“反革命”，但内心并不接受，不服。我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7岁入党（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入党年龄可不满18周岁），参加地下活动，参加革命工作，怎么成了敌人呢？
就这样，蹲了一年监狱。到1969年5月16日前，可能是上级有文件，对暂不好定性的“犯人”要放出来。在5月16日前，监狱陆续放人。在关押我的监号里，我是最后一个“犯人”离开监狱的。
1970年春节刚过，我全家被下放到五常县小山子乡插队落户，下地干农活，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人员，同农民交朋友。
1970年7月，我在农村劳动期间，造反派派人来找我，要我在“文革”鉴定材料上签字。我对鉴定材料中说的给江青的信是“反动信件”，还是不接受，不承认。我在鉴定材料上写了一段话：“关于信的性质问题，我相信群众和党组织会做出严肃慎重处理的”，并且签上了我的姓名。（此材料保存在校博物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烧死，我高兴极了。
1973年，公安部门做出了《关于袁礼周同志错误拘留的决定》。我被撤销专案，宣布平反，恢服名誉，挽回影响。
此后，我做了一件错事。我给远在外地的造反派每人寄去了一本《实践论》单行本。意思是说，正确与错误，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和判断，言外之意是，你们揪斗我是错误的。另一层意思是，《实践论》中讲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道理，要他们学一学。
我此举是多余的，伟人毛泽东都犯了“文革”的错误，何况小老百姓呢？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不应责怪他们。
“文革”给我的最大教训是，在党内如何处理好坚持真理和服从组织的关系，即理和权的关系的问题。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要毫不动摇的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些事，不容易做，但又必须学会做好。
（三）忆校报
哈工大报，创刋于1954年。她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哈工大的建设与发展，起着有形和无形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哈工大报越办越好，我认为有几点是特别值得记取的。
领导重视
创建校报，是当时的党组书记，校長李昌亲自决定的，并委派曾在光明日报工作过的老报人担任主编
校报出刋后，李昌校长不仅亲自审阅大样，有时还亲自撰稿，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
据我所知，5922-2班和6224班团支部的先进事迹材料，在校刋发表时，李昌校長和彭云书记都亲自审阅和修改过
领导审大样的制度，一直保留至今。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职工粮食定量普遍减少，吃的是“瓜、菜、代”，但李昌校长特别关心校刊人的健康，学校决定，校刊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不减。那时，很少有魚和肉吃，李昌校長请有关部门想法搞到一些魚给校刊同志。当时，豆油也缺。校刊的同志找到一个铁桶，用白水加醋炖魚，这在当吋来说就祘是一顿美歺了。可见，为了这份报纸，李昌校長等领导，是在用“心”关怀校刊报人的健康。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仅吃的困难，就连印报的印刷纸都奇缺， 一些地方小报纷纷停刊，校报也面临停刊的危险。在一次党委常委会上，认真讨论了校报是暂时停办还是继续出刊的事。经讨论，决定寻纸源继续出刊，并当即决定派专人去外地买印刷纸。李昌等校领导亲自写信，找关系，寻纸源。后来，终于买到了颜色类似马粪纸那样非常粗糙的印刷纸，保证了校刊的出版发行。
上世纪80年代在高校恢复职称评定后，有一年校刊有3位同志同时申报副高职称，但有关部门只给了一个名额。评审组（当时图书、出版、校刊是一个评审组）在评审时，认为该3名同志均符合副高条件，一致意见报校评审委员会审核。后来，根据他们3人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学校决定，这3位同志不仅获得副高资格，并同时聘用。
过去，校报办公条件较差。前些年，在校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调整了工作环境，增添了设备，办公条件大大改善了。
这些事例说明，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是办好校报的根本保证。
服务中心
校报的根本职责，是为学校中心工作服务，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说到底，是为学校培养人才服务。
几十年来，校刊尽管有时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难免受到“左”的冲击。但总体来说，校报基本上执行了正确的办报方向。历届党委“把关”，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学校党委的喉舌 说到“把关”和“喉舌”，有一件特别值得回忆的事。在“文革”前，校刊上经常发表署名“商良”（商量的谐音）的杂文。“商良”，是以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吕学坡同志为首的一个写作小组。他们用业余时间，针对学校的时弊，开会议论商量，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然后由人执笔，在校刊上发表。李昌校长有时也过问这件事。“商良”的文章，起着政治评论员的作用，起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作用。许多老工大、老校友，对“商良”有着特深刻的印象。
在校报上，常常发表评论员的短评，对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指明方向，提出要求，以此推动学校工作。
信息交流的园地 校报，在上下、左右、内外等方面，毫无疑问，起着信息交流的作用。校报除去刊登本校各部门、各单位的新闻和消息外，有时还摘登一些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这些信息交流，对推动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编辑部的同志，在办报的同时，还要负责部分发行工作。将一张张报纸叠好、封好，尽快将校报信息通过邮局发送出去，使得信息交流的渠道更加快捷畅通。
办学议事的平台 在办学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想法、体会和建议，通过校报进行交流，各抒己见，取得共识。这对办好哈工大，无疑是有益的。在校报上，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方面的文章。在我参加教学督导的过程中，我和赵汝祥写过一篇题为《提高教学质量应从教案抓起》的文章，在2002年3月21日的校报上发表，谈了我们检查教案后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对外宣传的窗口 通过校报向有关部门和兄弟院校的传递和交流，使外界对哈工大不断加深了认识和了解。知名度，主要靠我们学校自己的努力，但对外宣传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李昌在校时，很重视对外宣传报导，责令校刊要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经常向国内大报投稿。这项规定，延续至今。在80周年校庆时，校报编辑部将历年各地报纸报导哈工大的消息、文章、特写等分类汇编成册，记载了对外宣传的成果。后来，编辑部又增出校报海外版，还设立了网站，使国内外的知名院校、校友及有关人士增进了对哈工大的了解，进一步提高了哈工大的知名度。
广大群众的心声 校报是校党委的喉舌，同时又反映群众的心声。过去校报办公室比较挤，可经常是门庭若市，有新闻界的客人和朋友，有来商讨稿件的，有读者来反映意见的……人来人往，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几乎都坐穿了。有一次，一位读者来信，批评后勤的某项工作没做好。校刊同志跟我商量后，用“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校刊上摘登了。后勤有关部门接受意见，改进了工作，使读者很满意。
工大历史的记载 校报创刊以来，记载了哈工大数十年的历史。前些年，学校组织专人编写校史，校刊是最重要、最准确的参考文献。我在岗时，为了查证某件事情，也曾去翻阅过校刊。编辑部的同志很细心，每年都要装订校报合订本，更便于翻阅和查找。现在，校报继续记载着哈工大的光辉历史。
优良作风
办好校刊，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要有一支好的编辑、记者和编务队伍。从创刊起，李昌等校领导就派得力人员办报，并抽调若干适合办报的青年同志，充实办报队伍。“文革”后，为了使停刊的校报复刊，学校领导，又多方物色人员，组建办报队伍。
在我的记忆里，校报的人员，尽管有进有出，但一直保持着一支相对稳定的、过硬的队伍。这支队伍之所以过硬，是从创刊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思想作风。
首先是敬业 这主要表现在热爱本职工作上。他们忠心耿耿，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用敬业精神紧紧地与这张报纸捆在一起。有的同志在校刊编辑部工作了20多年，有的长达40多年。一些相对年轻的同志，为了这张报纸，兢兢业业，费尽心血，办出特色。
其次是学习 为了办好校报，校刊报人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新闻理论，学习文学知识，学习办报经验，提高办报水平。
校报在创刊后的前几年，在领导的关怀下，以校报工作人员为主，开办了一个古文学习班，用业余时间请老师讲古文，以不断提高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为了熟悉教学和科研，校刊报人，还请老师作自然科学的讲座。
“文革”后的几位年轻同志，边工作边学习，经过努力，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
平时，他们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新闻理论，学习大小报纸的办报经验。正是由于不断学习，使办报人员提高了政策水平，加深了文化功底，提高了办报质量。
再就是勤奋 在校刊工作是很辛苦的。从校报改为周刊后，每周一期，不得拖延。为了按期出版，校刊报人，经常是加班加点。有时还要出增刊，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我主管校报的那段时间里，记得有一次正是炎热的夏天，中午休息我回家吃午饭，校刊编辑部为了抡时间，派人给我送大样。他们勤奋工作，不辞辛劳，长年累月，为了保证校报按时出刊，常常牺牲了休息时间，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加班加点的报酬。
最后是深入 这就是深入实际，亲临现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这也是校报人长期形成的好作风。当记者、编辑，不能做“克里空”，必须深入。为了写一篇通讯，校刊报人要到第一线找本人、找群众多次采访。比如马祖光院士的这篇通讯，校报是花了大力气的。为了写一则消息，他们要身临其境。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学校的重要活动，都会见到校报的人在场。基层活动往往是在休息日或业余时间进行，校刊报人，为了抓到第一手材料，也常常是亲临现场。这样的新闻、消息、通讯或特写，写出来就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群众办报
我说的群众办报，是指编辑部要依靠教工和学生群众，并与有关方面搞好协作关系。我认为，这一条是办好哈工大报的好经验。主要的做法之一，是设立教工和学生业余通讯员和记者队伍。这样，就使校报有了更多的第一线的信息来源和撰稿人。
从创刊起，在李昌等校领导的倡导下，就很重视建立和培养业余通讯员的队伍。“文革”前，我记得在一次机关党支部会上，就推选过校刊通讯员。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校刊编辑部经常举办讲座，提高通讯员的业务水平。为了表彰优秀业余通讯员和记者，编辑部还举办表彰会，并发给证书以资鼓励。
与各方协作，姑且列入群众办报。办好校报，不仅要有领导重视，自身努力，还要各方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报纸印刷。校印刷厂为印制校报，是有贡献的。现在，可以在电脑上制版。过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检，然后将检好的铅字捆绑起来再制版，非常麻烦。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为了校报按期出刊，也要加班加点。“文革”后，我们机关干部每周有一个半天在印刷厂参加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师傅的辛勤工作。有时，我们也看到校刊工作人员出出进进，协调关系，使校报按期出刊。一张小小的报纸，要付出多少人的心血啊！
报纸依靠群众，并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这张报纸就能扎根于群众。校报就是这样。
愿哈工大报，继承好的传统，培育创新精神，将报纸办得更好！
（四）从全囯“先进团委”想起的……
1984年10月7日，团中央在全国表彰了11个“先进团委”，其中高等学校仅有哈工大团委。学校团委被表彰为“先进团委”，这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缩影。“先进团委”，是继承了李昌、彭云等老领导传承下来的好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学校历届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支持的结果，是各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当然也是共青团干部和学生工作干部幸勤劳动的结果。
我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老青年工作者李昌校长，老抗大教员、老党务工作者彭云书记等的领导下，传承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使我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既生动活泼，又卓有成效。
党委重视
李昌、彭云等党委领导，都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它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昌1953年到哈工大，面临着艰难的起步。他在全校大会上，用抗大的例子，引导和鼓励全校师生要树立哈工大精神，克服困难，建设哈工大。
坚持马列主义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是党委领导的重要职责。有一个时期，有的学生认为。“马列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当与其他科学摆在平等的地位上，不应当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彭云等党委领导，帶领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反复说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也表现在指方向、出点子上。1964年纪念“五·四”运动45周年，团委请李昌做报告。李昌提出学生要“坚持红专健，学习实而活”的号召，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生工作和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委在工作方法上，经常强调抓典型。彭云多次讲到“导其先，鞭其后”的意义。当在抓典型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党委及时提醒要注意抓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要在推广典型上下功夫。
李昌、彭云等党委领导，凡学校团委有什么重大活动，都要亲自过问，有时还出席讲话。有一次，团中央在成都召开学校团的工作会议，校团委一位负责同志准备了一个在会上的发言稿，李昌亲自过目修改。李昌说，青年干部好比我们的孩子，需要家长呵护。孩子出门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干净整洁，反映出当爹妈的对孩子是否关怀。成都会议临近，当时坐火车要好几天，李昌就特批这位团干部乘飞机去成都。
哈工大党委重视团的工作是一贯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学校共青团工作观摩座谈会上发的《目前学校专职团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份材料中说，“党委必须重视团的工作，从调查来看，一些学校党委对团的工作比较重视或已开始重视。如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建工学院等”。
党委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每年都要召开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有时侧重学生，有时侧重教工，分析思想状况，介绍典型经验，部署工作任务。据统计，从1978年—1984年7年间，党委先后召开了9次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不仅党委领导重视，行政领导也很重视。原校长杨士勤，由于他具有远见卓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1994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授予他“卓识奖”。领导重视，认识到位，工作也就容易到位。
深入调查
李昌在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抠”问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同样也是如此。
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要联系实际，才能有效果。要做到这点，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清学生一个时期的思想主流和问题，便于在教育内容和工作方法上有针对性地工作。
毎逢“五·四”或“一二·九”，团委都要请李昌做报告。在报告前，李昌多次找团委同志和基层辅导员、甚至班干部座谈，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做报告。报告会的会场一般设在礼堂（现土木楼）。团委为了使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工都能听到李昌的报告，我记得有两次报告会分别设在学校大操场和火车头体育场。李昌的报告常常是旁征博引，有历史故事，有名人名句（如高尔基的《海燕》），有时政动态，有学校大事，内容丰富，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引导学生，效果很好。
李昌“抠”问题是出了名的。甚至有的干部听说李校长要找××谈话、了解情况时，都有点打怵。但还是希望见到李昌，以便反映情况，解决问题。
我在党办工作时，记得有一年是准备召开党代会，李昌亲自找各有关部门听取意见，提出对策。有一次在党委常委会上，请时任宣传部长×××汇报我校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由于××事先没有充分准备，让李昌“抠”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也没说清楚问题。李昌当即决定停止了××的发言，要他下去搞调查，做准备，下次再谈。可见，李昌很注意调查研究，并对问题的探讨很有深度。
老党务工作者彭云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党政干部的基本功。他亲自带领我们到学生队去搞调查，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帮助基层总结经验。
他在二系262队搞调研时，要求学生队长张守贵、指导员沈兴星，对全队的学生姓名、特点以及家庭情况，能基本了解，并且能背出来。他常常对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如不调查，不研究，就是“无的放矢，放空炮”。他曾要求政工干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
说实在的，我在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和党委工作时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就是从李昌、彭云那儿学来的。1982年5月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办的党内刊物《组织工作》第7期一文中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袁礼周同志，自任职以来，亲自深入基层调查，到十五个部、处，六个系党总支和九个教研室，了解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情况，帮助四个党支部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召开了全校教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抓得细致认真，和学生一起听课，一起座谈、讨论，一起就餐，先后找几十名学生谈心了解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难怪，当我评聘为教授后，彭云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指彭云自己）是教授的教授” 。意思是说，你袁礼周的这套东西，是从我彭云这儿学来的。在我过80岁生日时，我特意邀请了彭云夫人吴清莲（她因病未能出席），以表对彭云老师的深切谢意。彭云老师，您安息吧！后人会怀念您的！
服务中心
李昌、彭云等老领导，总是强调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学校的中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要结合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进行。
李昌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曾提出过“摘桃子”的思路和措施，这在教师队伍中引出不少思想认识问题。比如，谁来摘桃子？哪些人当人梯？等等。在学校由民到军的转变过程中，有的人背了历史问题的包袱。这些问题的出现，都需要党组织做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保证学校的行政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在“左”的思潮冲击下，李昌等坚持教师必须保证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过去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李昌等都强调要把学生的学习搞好。因为时代不同了，不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提出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年代了。这个思想，充分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文革”后，根据服务中心的思路，党委总结和推广了一批典型。有九二专业党支部“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完成”，有物理教研室党支部“在教学和科研任务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工厂机加车间党支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中去，保证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有五二教研室党支部“立志改革，勇攀高峰，争做第一流的教学和科研基地”，有八○二教研室党支部“我们是怎样争取成为博士点的”等10多个这方面的典型经验。
这批党支部的经验，既是抓基层的结果，也是抓典型的结果，又是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心思路的体现。
抓好基层
全校的组织机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思想政治工作从何入手？李昌、彭云认为，抓基层，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措施。这就是老领导常对我们说的“支部建在连上” ，“抓基层，打基础”。
正是从这一工作思路出发，在学生班级中特别注意团支书和班长的选配，他们都是班上又红又专的领头人。一般说来，团支部成员比班委成员在政治上要好一些，以便形成班级核心，团委和教务处还经常召开团支书和班长学习会，交流经验，布置工作，交待方法。为了不影响团支书和班长的学习，还实行轮换制，一般每年改选一次。
为加强专业教研室党的工作，在专业教研室配备专职支部书记，像郝云峰、梁锡和、乔有为、徐作修等都是专业的专职党支部书记和协理员。
“文革”后，根据抓基层的思路，1981年党委批转了学生工作部《搞好班级工作，努力创造新一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报告。
在职工中，从抓基层入手，总结推广了印刷厂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把生产搞上去的经验。1982年党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伙食科、印刷厂等单位学习的决定》。
典型引路
彭云有句名言，一群羊，羊倌怎样放羊？放羊要“导其先，鞭其后”。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但要“导其先”，用先进的典型经验带动和指导面上的工作。
“文革”前，5922-2班团支部、6224班团支部，都分别被团中央和团省委授予“四好团支部”称号。李昌、彭云都亲自与班干部和同学座谈，并帮助团支部总结、提练支部先进事迹和经验。5922-2班在全省、全国大学生中起了积极作用。
“文革”后，党委李瑞、彭云等，领导学校拨乱反正，继承传统。有关部门先后在基层发现、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典型。
经学生工作部和团委的努力，在学生班级中，有“学雷锋树新风先进集体”的7612班，有全校优秀三好班级团支部《他们是科学家的后备队》的7753班团支部，有被团省委评为先进团支部《努力创造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文明》的7812班团支部，有被团省委评为标兵团支部《在通往真理道路上》的7965班团支部，有被团省委表彭为“先进集体” 的8043班，有被团省委授予“先进团支部” 称号的8143班团支部，有被校党委表彰为“三好班级” 的8243班等数十个先进班级和团支部。他们有的先进事迹，分别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等报纸和内部刊物上做过长篇报道。
除班级典型外，还有教工基层党支部的典型。伙食科党支部《理想是强大的精神支柱》的经验，在全校和航天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过介绍。九二教研室党支部结合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981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在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过介绍。
此外，还有个人典型。“文革”前，学生中有洪源芷、蔡跃祖等，他们是“兴无灭资”、又红又专的典型。1961年年底，人民日报、中囯青年报、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等报，都先后在一版刊登了蔡跃祖由学徒工成長为优秀大学生的报导。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还发表了李昌写的题为《大家都来做培养新苗的园丁》的文章。“文革”后，学生中有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白以言，有全国三好学生张瑞球，有被团省委授予三好学生标兵的贾晓光等一批个人典型。教师中有朱法义、于长官等教书育人的典型。
每年“七·一” ，党委要表彰一批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每年“五·四” 或“一二·九” ，党委要表彰一批先进班级、三好学生、优秀团支部、优秀团员和优秀学生工作干部。这几乎形成了制度。
典型的作用，一是在于它代表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工作目标。二是推动面上的工作。典型单位，是学校的一个小细胞，一个个细胞都健康了，全身就健康了。三是对政工干部来说，是一个锻炼。抓典型，就要深入基层和班级，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提高典型，总结典型，推广典型等一系列工作，使干部受到锻炼，得到提高。
怎样“导其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入基层，要艰苦工作，要模爬滚打。典型不是自发形成的，好苗子要施肥，要浇水，要铲草，才能有果实，这需要付出幸勤的劳动。从发现、培养和总结7812班的典型经验，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系党总支的同志，跟7812班的同学几乎都谈过心，而且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问题，这一过程大约用了1年多时间。7965班的同学，在对党应是“拥护”还是“热爱”？“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在哪里？”等认识问题上，学生干部通过请老师讲道理，请家长讲体会，与学生促膝谈心等方法，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在总结该班典型经验时，团委的同志与同学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开座谈会，找学生谈话，核对事实，提炼思想，最后形成文字材料，以《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为题，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导其先”，还有其他各种办法，如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典型，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典型，对典型不能求全责备等等。
怎样推广典型？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召开会议詳实介绍；举行交接班的活动等。
建设队伍
李昌、彭云等都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我校的经验，在全省、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都做过典型发言，处于领先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学生中的党员比例比较大，每个班级有党小组，年级有党支部，学生工作主要靠党支部来做。到1957年前后，大批学生毕业，学生党员比例下降。学校开始陆续在学生中配辅导员，前任校长杨士勤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后，学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我校按年级设学生队（主要是一二年级），配备专职学生队长和指导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拨乱反正，恢复传统，继续重视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党委制定了《辅导员工作条例》。1980年3月党委转发了宣传部、团委《关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几个具体规定的通知》。1984年党委批转了学生工作部、团委《关于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的报告》。《通知》、《报告》和《条例》，明确指出了学生工作干部队伍建设的必要性，队伍的组成，工作任务，学生工作干部的学习、职级评定、政治和物质（包括住房）待遇等等内容。
我校学生工作干部队伍始终坚持专兼职相结合的制度。专职的是少数，兼职的是大多数。
“文革”前，有少数青年教师，像顾以健、李家宝、周定等，就向学生讲述自己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革”后，请教师兼职当班主任，既指导学生学习，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1980年，党委颁发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班主任工作试行条例》。选教师当班主任，后来发展为百名教授上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继而发展成师生共同畅谈“我们专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活动，使学生受到既生动，又深刻的爱国义教育。
上述做法，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高教战线等报刊都做过报导，或以省委宣传部、省文教办、省委办公厅、团省委的文件形式下发学习和参考。
高校的学生工作，基本上就是团的工作，团的工作做好了，学生工作也就大体上做好了。因此，党委颁发了《关于加强共青团工作的几项决定》的文件。该《决定》，1981年被团中央办的《团内通讯》转载，供全国高校共青团学习和参考。
党委对团干部的选拔和配备始终是很重视的。历届团委班子，党委都是选配比较优秀的青年干部来任职。郑兆基“文革”前在二系任团总支书记，5922-2班就出在二系，因他做团的工作有经验，“文革”后就调到校团委工作，并任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现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哈市常务副市长姜明，在仪器系学习当班长时，就物色他留校做团干部。哈工大团委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团委”时，姜明正任校团委书记。现任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赶在他当研究生出差搞调研时，派人堵在火车站跟李谈话，准备让他留校做学生工作。现任中共哈市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的杜松岩在读研究生时，就物色他留团委任兼职副书记。他们都为“先进团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协同作战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这需要学校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学生的思想教育，也不只是靠学生工作干部就可做好的，除依靠党委的领导外，还需各方面协同作战。
首先是重视理论队伍的建设，因为理论教育是主课堂。
“文革”前，党组织派老干部、老理论工作者陈泽、王波鸣、张恩起、冯兰瑞、胡汐等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领导并亲自授课。此外，还抽调优秀学生和青年干部送北大或人大等高校进修，培养了一批新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彭瑞玲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后，党委先后转发和批复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课的决定》、《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若干规定>的工作计划》。
为加强学生思想教育，于1980年和1982年党委先后决定建立了德育教研室和形势与任务教研室。筹建初期，两教研室隶属于宣传部，后来归并到社会科学系。
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之理论化、科学化，在党委领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组。后于1984年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总结工作经验，交流学术观点，点评论文内容，表彰优秀论文。用以会代训的方法，培训和提高政工干部。
总之，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先进团委”是继承了李昌、彭云等老领导传承下来的好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
一批典型，“先进团委”，他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我校思想政治工作也受到“左”的冲击和干扰，但成绩还是主要的。正如邓小平1981年7月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中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五）全囯优秀畅销书--《政工干部实用手册》出版发行
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加上国际交流增多，出现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2月，由我主编的《政工干部实用手册》正式出版了。我们编写组的同志，主要是实际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在工作岗位上，亲身体会到政工干部需要知道哪些政策和知识，于是编写了这部《手册》。该书是一本工具书，其理论意义并不大，但很有实用价值。解放军35206部队59分队一位政工干部来信说，“拜读后，方知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说理充分，具有实用价值的好书，它可以让人们懂得做政治工作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原则；帮助人们学会当好政工干部必备的知识。可以说，它是政工干部必不可少的好书”。
从购书的范围看，遍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不仅各大城市争相订购，就连贵州、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等省市自治区的一些偏僻地方，也都踊跃订购。一时间，信件和订单像雪片似地飞来，从1985年2月《手册》出版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收到订单和信件超过1万封，出版社和发行组不得不设专人来处理这件事。有的单位先少订几本，阅后感到实用性强，于是再次大量订购。四川省委机关党委为表彰优秀党员，专门打来长途电话，要求一次订购700册。湖北省丹江口市新华书店来信说，“原来以为无人问津的政治书，……成了书店征订的热门。……来书店要求予订的人络绎不绝”。信中还说，“一种政治书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说明不是所有的政治书都受到冷遇，只要内容好，确实有一定的价值，还是受人欢迎的”。中央宣传部知道《手册》后，也来信调阅，我们寄去了30套。
由于订购数量大，出版社先后印刷5次，并分别装订成平装本和精装本，在全国共发行74万册。《博览群书》杂志社的同志特意到北京新华书店去探访，听取了读者和书店工作人员对《手册》的反映和销售情况。1986年7月16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给哈工大出版社发来一封信。信中说，“由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北京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的‘优秀畅销书评选’，经评委会研究，……贵社出版的《政工干部实用手册》一书，被评为‘优秀畅销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既感到意外，又十分兴奋。
1986年8月，在北京举行畅销书颁奖典礼。出版社和编写组派代表郑兆基去参加颁奖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出席了会议。会上，《手册》荣获“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并领回奖旗和证书，奖旗当时保存在哈工大出版社。授奖仪式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了消息，列出了获奖书目，配发了评论员写的短评。1986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消息称，“这次获奖的图书是在参加全国图书展览的三万五千多种图书中精心筛选出来的，”有“九十四种图书获奖”，《手册》是唯一一本政工类的书。
后来，《手册》被气象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工作词典》收录为条目。
《手册》编写组与哈工大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属自办发行。由于发行量大，稿费再版一次就增加一次，于是有了盈余。我们编写组和发行组，大部分是政工干部和党务工作者，热爱政工这一行业。因此，经过统一思想，抽出10万元赠送给学校，并建议做为思想政治工作奖励基金。我们还给校部机关总支捐增了1万元，给政工干部发了《手册》。
《手册》的出版和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在我到外地去调研、咨询和讲课时，许多政工干部见到我，由于《手册》的介绍，就把我当作老朋友、老熟人了。其实，《手册》的编写、出版和发行，郑兆基、李洪波、李洪鳌等许多同志做了大量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荣誉应该归功于他们，归功于养育我们的哈工大。
（六）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接受任务 1983年，我代表学校党委到航天部参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上，许多单位的同志提出培养政工干部以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建议。会议结束后，当时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把我留下，并且找来了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司的负责同志，共同商量培训政工干部的问题。根据当时部属单位政工干部的文化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办大专班经航天部教育司就可批准这样一个手续比较方便的途径，决定在哈工大举办培训政工干部的大专班。我回校后，向党委做了汇报，党委同意接受这个任务，并且责成由我来办这件事。我和有关部门商量，经过教务处和社会科学系的操作，写出了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专班的申请。申请上报后，很快获得批准，并决定于当年9月开始招生。
招生名额是由航天部下达指标，推荐考生，经考试合格后录取。
开始招生 时间紧迫，接下来的事，是组织师资队伍，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我在社科系物色了曹思文、韩文辉、何明升等人，组成了专业教研室。我们一起根据国家教委关于专业建设的主干课程和总学时的要求，设置了20多门课程，总学时为1400学时的教学计划。当时，在全国高校中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是极少数，在省内我校是唯一的一所高校。
建专业初期，主要招生对象是航天部系统的政工干部，毕业后哪来哪去。后来，根据需要，招生对象扩大到省内。大专层次的有83、84、85、86、90级5个年级6个班（含大庆班），毕业学生350多人。
专升本 在办学过程中，师资力量不断扩大和提高。到1985年，将原有的专业教研室、形势与任务教研室和德育教研室合并，组成了大的专业教研室，由我任教研室主任，教师有18人之多。教研室既负责专业课，又负责大面积的公共课。
为加强师资队伍的力量，系里组织全系骨干教师分担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几乎全系教师，都分担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可以说，是全系办专业。
从1990年起，为提高政工人员的素质，改善政工人员的知识结构，经航空航天部和国家教委批准，在办大专班的基础上，我校又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年制本科班（专升本）。
统计到1993年，共招收学生90、91、92、93级8个班，约有学生350余人。
办专业，为航空航天部和省内培养了一批党政干部。其中，有的在局、处级岗位上工作。
办专业的最大困难是，遇到两次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冷风和寒潮。1987年毕业生回单位后已经没有岗位，有的要改行，这就影响了在校生的学习情绪，以至1988年招不上来学生。到1992年，又遇到淡化政治工作的逆流。对于这两股冷风、寒潮和逆流，社科系的领导和我们一起，坚决顶住。采取多项措施，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与此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做了微调，增加了经济类和管理类的课程，增强了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的知识和能力。
当教授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除参加土改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为解放区培训干部的干部学校工作，学习的机会就多一些。那时，我从自学，找资料，编写时政小册子，到自己独立讲课。1949年9月来到哈工大学习，在留校工作时，也是边工作边学习，用什么学什么，但我对哲学比较感兴趣。从1958年起，在专业老师宋德欣、冰利、孙景泰的帮助下，做兼职教员，开始给本科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
由于我长期坚持边工作边学习的“双边政策”，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1984年，与一些同事合作，编写了《政工干部实用手册》，于1985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后来，又编写了几本政工类的书。
1987年，国家教委开始评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高级职称人员，并先在13所高校试点。哈工大是试点院校之一，我荣幸被学校推荐。在全国高校被推荐的33人中，经国家教委组织专家评审，只批准了11名，我被列入11人名单中。1987年5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发了消息，披露了11人名单，还介绍了复旦大学陆庆壬、哈工大袁礼周、武汉大学郑永廷三人的事迹。中国教育报报导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礼周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政工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致力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写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论文和专著”。
本来，高校评聘副教授，是“小菜一碟”的事，为什么要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消息呢？我认为：第一，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专业化已经形成和建立。第二，表明国家教委对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在规格上的要求，并指明了发展方向。第三，因为试点成功，以后可以推广。因为是首批，给个信息，有了首批，就会有二批、三批……。
1989年我又荣幸晋升为教授。所以，我是全国首批，黑龙江省首位被评聘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副教授和教授。
这样，在哈工大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后，我被历史地推上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在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日常事情管得很少，支部有的同志批评说，“教研室是无为而治”。但我认为，我自己都说不清的理和事，怎能教人？所以，我一定要花时间努力深入钻研，弄清楚。并且，我的主要精力是要带领大家把本专业的课讲好。这是迫在眉睫的有为，是真正的有为。
有一次我刚下课，几个来自企业的学生，围着我问：“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思想政治工作？”这引起我一系列的思考。我有两次机会公派去日本作短期考察，日本人告诉我，他们国家过去有武士道精神，现在企业有团队精神。我曾接触过企业文化，于是进一步查阅图书报刊资料，开始关注和研究企业文化。我跟随航天部和黑龙江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同志去各地企业调研，了解情况。后来，我又和教研室郭遇锦老师专程去佳木斯造纸厂，用较长时间对该厂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行深入调研，解剖麻雀，实地考查。慢慢地，我对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内容、企业文化的功能，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国外的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于是主编和出版了《企业文化概论》一书。该书的出版，在黑龙江省填补了空白。
研究企业文化，一方面是拓宽了视野，扩充了专业研究的领域；同时，企业文化主要一种软管理，是属于思想理念和精神领域的东西，但又比较中性，容易取得共识，日后也便于进行国际交流。
在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课后，深入一步想，就涉及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它的理论基础（不是基础理论）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些《原理》的教科书中，仅占有一小节，仅有“一节之地”，这远远是不够的。于是，我又从这方面进行研究，主编了《思想政治工作学理论基础》一书。其核心内容，就是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又具有反作用。这本书，在丛书编委会的指导下，先后在镜泊湖、北京、杭州讨论三次，三易其稿。最后，在杭州脱稿，才正式付印出版。该书纳入了由邓小平题写书书名《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出版，1990年底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出席并讲了话，还在1990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消息。
科学研究是步步深入的。每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研究对象。既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一门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在一般《原理》教科书中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是研究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
但我认为，还要研究人的思想到行为转化的规律。因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分不开的；思想观点是否正确，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有成效或成效的大小，要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是要靠人们的社会实践来检验的。在我写的一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可惜，这个问题后来没有再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手册》在全国的影响，晋升高级职称在报纸上发了消息，因此给我带来了许多社会工作。
我应省教委、省委宣传部、团省委、航天部等多个单位的邀请，到全国各地10多个城市讲课、咨询和调研，参加省高校高级职称和企业政工师的评审，以及评审优秀论著、论文的活动。
有关部门和一批读者、同行、报社来信，要求我回答有关政策和工作疑难问题，或邀请我参加会议做主讲人，或约稿，或要求帮助审阅书稿大纲，或要求为作者出版的书写序言，或索取教学资料，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等等。当时，胡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保存在校博物舘），要我帮助他选择就业去向。
此外，我还担任了中国人生科学青少年素质研究会副会长等10多个社会学术团体的社会职务。
所有这些事，我都认认真真地对待。凡能当面说清楚的当面说清楚，需要书面回答的写信回答。能做的尽量做好，不能做的也给对方一个答复。我心想，不要因为我做得不好，丢了哈工大的名声，丢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声，丢了教授的名声。因为，这是党的一份事业。
学科建设 在1983年到1993年的10年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教研室的老师共编写教材16本，撰写和翻译学术著作14本，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教材、专著和论文获全国省（部）级奖励的有20多项。
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专业逐渐形成了4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这就是：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袁礼周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理论基础》和曹思文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纲要》。2。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曹思文主编的《伦理学纲要》和何明升主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基础》。3。企业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袁礼周主编的《企业文化概论》。4。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黄净主编的《政策学原理与我国政策》和韩文辉主编的《形势与政策教程》。
培养硕士生 从1986年起，在我校高教所培养研究生的框架内，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暂时纳入高校管理的一项内容，开始招收研究生。由强金龙牵头，我和曹思文配合和协助。
经过数年的教学实践，1993年6月，经学校、航空航天部申报，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被评为硕士点，并向全国招生。从1986年统计到1993年，共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8届12名学生。前期毕业生授予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后期授予法学硕士学位，因思想政治教育属法学类的二级学科。毕业生的质量是很好的，他们都是本单位的骨干力量。目前，在人文学院工作的尹海杰、唐魁玉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他们都是教学骨干，已经当教授、当博导了。可以说，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七）办《航天政工》杂志
1986年，我去航天部参加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年会。每年的年会，都有一批论文在会上交流，有的被评为优秀论文。但会后，没有交流的园地。所以，会上不少同志提出要办一个杂志，在部内交流。当时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郭国政和宣传部长王剑颖找到我，要我来主持在哈工大编辑、出版和发行这个杂志。我答应回来后向党委汇报，后来党委同意在哈工大办这个杂志。在报请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并办理了内部准印证后，正式创刊。
杂志的名称叫《航天政工》。杂志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内容主要是交流部内各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探讨，调查报告，工作动态，对策建议，消息报导，新闻图片等等。发行范围只限航天部内部系统各单位，并与全国各省、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交流。该杂志定为季刊，每期固定为16开，正文共48页。
杂志由我任主编，刘国超、陈喜辉任编辑，田月玲任会计。编辑部在校党委、航天部宣传部和杂志编委会领导下工作。
经费由航天部财务司拨款，使用情况要向财务司和宣传部报告，并受其监督。
《航天政工》从创刊到1988年3月，共出刊11期，航空航天两部合并后，交北京出版。
据《航天政工》1987年8月编委会会议纪要认为：“创刊以来，克服了不少困难，坚持了办刊的指导思想，为交流我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又据《航天政工》1988年第3期《致读者》认为：“《航天政工》杂志自创刊以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原编辑部的同志的辛勤努力下，逐渐成为航天战线政工人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益友。”
（八）教学督导
1996年夏天，我在人文学院送走毕业班学生后不久，被教务处聘为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督导组成员，开始了教学督导工作。
我督导的单位，主要是人文学院和管理学院。有一段，我是两院督导小组的组长。督导的内容，主要是到教室听课，检查教学质量，检查老师教案，检查考试试卷，检查毕业论文答辩情况，抽查论文质量，指导监考等等。有时，我们还听听学生的意见。
对每个教师的督导情况，都要同教师本人交换意见，填写检查报告，期末还要写小组督导总结。督导，督导，既要督，又要导。既要挑毛病，又要出点子。所以，搞好督导，也需要不断学习。
在督导中，有几件事，我记忆较深刻。一件是，有位青年教师刚上台讲课不久，教学内容不够熟练，语言表达方法也欠妥当，我们给他打了“差”，并及时与他交换意见，帮助他。他本人很努力。第二年去听他的课，就有不少进步，我们给打了“中等”。对他，我们跟踪3年，第三年他讲课质量达到了“良”。
还有一件，是管院会计专业的一名学生，毕业设计答辩没说清楚问题，论文质量也差。我向教务处做了汇报，教务处要我写个书面材料。我查阅了他平时的成绩，有多门课刚刚60分，我把他论文中的问题，一一列了出来，并提出了“不及格”的建议。该生用他的母亲到教务处打悲情牌，我仍坚持“不及格”。教务处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与专业商量后，令该生重新写毕业论文，半年内再次答辩通过后，才允许毕业。
第三件，是一位青年教师讲课质量差，我们各小小组（学校规定，听课必须两人以上）都给她打了低分。院里决定，对这位教师采取暂停教学活动、进修学习一年的措施。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给她打了低分，在学期结朿时她很不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袁老师，你为什么给我打低分？”
第四件，有的教师申报教学优秀成果奖。我们也是跟踪3年，常常给他们提个醒，让他们改进。他们在3年内同一门课程均达到“优”，就可以获奖了。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教学督导的效果和作用。我参加督导工作，直至2007年1月換届结束。
作者简介：袁礼周 男 汉族 1928年出生 江苏省如东县人 1945年入党 早年参加抗日地下活动，1946年调东北地区工作，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干部培训学校做学生工作，1949年来哈工大，长期在党团部门任职，主要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曾任哈工大校党委副书记 本科学历 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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