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哈工大90周年校庆
马洪舒
摘要：在哈工大9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作者回顾了自己在《哈工大报》从事41载编辑工作的往事，参加编辑了1500多期《哈工大报》，编辑文稿800多万字，撰写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140多万字，写出了当编辑的乐趣和体会。我要继续用自己的笔，为把哈工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贡献余生。
在哈工大90周年校庆的大喜日子里，回忆超自己在哈工大工作和成长的历程，真是百感交集。从1956年至1997年，我在《哈工大报》，当了一名小编辑，1997年退休离岗，一晃就是41年。41载爬格子，深深的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我的额头。我这个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小马”，现已变成两鬓染霜的“老马”。41个春秋，41个寒暑，我参加编辑了1500多期《哈工大报》。把这些报纸合订本摞起来有一尺多厚。41载爬格子，一辈子当编辑，编辑文稿800多万字，撰写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140多万字。部分新闻作品与学术论文获得全国高校及省部分好新闻和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并被编入20多本书刊中。在41载编辑生涯中，我曾任校报副总编、主任编辑，兼黑龙江省高校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中国教育记协理事及大学校报工作委副主任、航天部新闻学会会员、黑龙江省新闻学会会员。现在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工大研究员。出版了《笔墨春秋四十载》《风雨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1920年至2000年）、《马祖光院士之歌》、《哈工大与中国IT》共五本书，计170万字。
2004年9月13日，我作为马祖光先进事迹 报告团成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5000多名听众介绍了马袒光院士的先进事迹。
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41年如此之短暂，我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56年至1966年是我编辑生涯的起步阶段；1966年至1976年，我在十年动乱中度过了黄金时代；1976年至1986年，是我思想、业务双丰收时期；1986年至1996年，我从中年步入老年；1997年末退休离岗。
一、 我热爱校报编辑工作
校报编辑是个苦差事，苦中有乐，其乐无穷。编辑的乐趣就在于每天都要学习、接触新的东西，每天都有新产品问世。编辑工作要动静结合。不静，便无法审理稿件；不动，思想容易僵化。编辑部经常是门庭若市。送往迎来的作者、读者要热情接待，再加上不停的电话铃声，因而白天基本上无法坐下来编辑稿。作为编辑，最出活的时间是万籁俱寂的深夜。在41年编辑生涯中，我常常是挑灯夜战，数不清熬了多少个夜，有时侯不知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亮起来的。虽然工作累一点，但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编辑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编辑的汗水和心血化成白纸黑字奉献给广大读者，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人难以体会。像工人生产产品，像农民收获庄稼，像妇女怀胎十月分娩，每当一张带着油墨芬香的报纸呈现在眼前，心里是多么甜美，多么舒坦！
1981年，《哈工大报》创刊一千期时，校党委任命我为校报副总编，协助总编工作。其实，从1997年开始，校报总编参加战备劳动、生病住院、赴外地开会或有其他任务出差离校时，都是由我代理总编辑主持校报全面工作。在我主持校报工作期间，编审各版稿件过程中，帮助程小春、郑子毅、常玉礼、吴建琪、叶香玉等新编辑精心修改稿件，为他们创造条件学习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尽到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
我是属牛的，一辈子就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辛勤耕耘。校报编辑工作是平凡而光荣的。我把最美好的年华和这一辈子都献给了这一美好的事业，献给了哈工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伴随着改革开放，有人挣大钱，有人升高官。50年代校报的老编辑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有人劝我：“树挪死，人挪活，你怎么不挪动挪动呢？”我的回答是：“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我愿一辈子在校报这块绿地上为他人做嫁衣裳。”
二、 和教授广交朋友，向采访对象学习
我们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作为校报记者就要经常和专家、教授打交道。我在41年编辑（兼记者）生涯中，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撰写了许多篇人物专访和通讯。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分担他们的苦乐忧愁，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传播他们的高尚情操和成就。采访他们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我曾先后采访过新时期高知识分子的楷模马祖光院士、著名热处理专家雷迁权院士、著名雷达专家刘永坦院士、著名计算机专家陈光照教授、著名焊接专家田锡唐教授、著名锻压专家王仲仁教授、著名金属切削和控制专家袁哲俊教授、著名环境化工专家周定教授、著名机器人专家王树国教授以及理论力学专家陶城教授和被誉为中国机器人足球之父的洪炳镕教授。采访每一位专家教授都是一次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马祖光院士是我采访次数最多的。我先后撰写过《揭开新光谱奥秘的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敬的学科常头人》、《激光曲》、《他参加国庆观礼归来》等许多篇有关马祖光院士的长篇通讯和人物专访，分别刊登在《哈工大报》以及全国和省市报刊上。由我撰稿并兼任副导演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激光曲》曾荣获黑龙江省特别奖。
2004年9月13日，我站在人民大会堂讲坛上，向五千多名听众介绍了我在采访中所了解的马祖光院土，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事。
马祖光院土是一位非常谦逊的人。采访他是相当困难的。每次采访，他都表示：“工作是大家做的，要多宣传中青年教师，不要宣传我一个人。”他甚至给校党委和省委写信提出，要少宣传自己。
追忆马老师骄人的业绩，人格的魅力及其闪光的思想，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论做事和做人，马老师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由于多次采访马老师，我们成为一对好朋友。1977年我退休离岗后在校园里相见时，马老师总要和我聊一阵子。他特别关心我退休后的生活健康状况，我感觉格外亲切和温暖。特别是他去世前两年，每逢春节马老师都打电话来给我拜年，使我受宠若惊。马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人生苦短，人各有志。马老师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索取，而在于奉献。奉献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享受。奉献的人生是高尚的人生，马祖光院土的一生就是爱国爱党，无私奉献的一生。20年前在采访过程中我就把马老师当成我的学习榜样！马祖光院土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曾撰写《满头银发葆青春》、《闪光的垫脚石》、《赤子之心、闪光之路》、《耄耋教授的追求》、《深切缅怀陈光熙教授》等多篇人物专访报道过陈光熙教授。
陈光熙教授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哈工大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在他88岁年龄的时候光荣入党。1991年12月6日，在讨论他入党的庄严的支部大会上，这位耄龄老教授在40多位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的党内外同志面前，在自己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面前，激动得两次流出了热泪。当我以崇敬的心情向他表示祝贺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陶城教授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儿子。他在花甲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认真采访后写了篇人物专访《我是党的婴儿》，介绍陶老师的先进事迹。陶老师对我在采访与写作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赞赏，此后，我和陶老师成为一对好朋友。陶老师每次路过校报编辑部，都到我这儿来坐坐，他有什么想法都愿意和我谈谈。陶老师现已年过八旬还经常写文章，有时想到一个问题或为了弄清一个词语就打电话来和我共同探讨。陶老师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刻苦勤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还有一位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就是王仲仁教授。从他荣获第36届尤里卡发明金奖后，我开始和他打交道。先后以《球罐大王》、《球迷教授》、《集学者、工程帅、发明家于一身的王仲仁教授》、《球迷教授站在国际讲坛上》、《王氏钢球在阳光中闪光》、《KM6工程巡礼》、《他为“神五”做出贡献》为题，宣传报道过王仲仁教授。
王仲仁教授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锻压专家。他特别平易近人，待人十分热情、坦诚。他头脑非常清楚，理解意图快、善于表达。每次采访，他都主动配合。而且能够帮助记者从错综复杂的问题中理出头绪来。每次采访，不仅说他的科学成就，而且议论校内外，国内外大事或学术界的有关问题。他讲话颇而哲理，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每次采访，都有说不完的话，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总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主人。
校长王树国教授是一位著名机器人专家。采访他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去掉什么都可以，但别丢掉志气，忘却什么都可以，但别忘却祖国；抛弃什么都可以，但别抛弃事业。唯有祖国这片土地才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沃土！”王树国教授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洪炳镕教授是把机器人足球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机器人足球之父”。
自从1983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戴上了第一个中国工学博士桂冠之后，洪炳铬教授连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和“首次”。
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青年学者第一个在国外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的人。
他是哈工大首批于1986年破格晋升的四位教授之一。
他是哈工大第一个用外语讲授计算机专业课的教授；
他是第一个受到同学表彰的哈工大留学生；
他于1997年在哈工大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机器人足球队，首次在中国开辟了机器人足球领域；
他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走迷宫机器人、水磨石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自由飞行空间机器人的机器人专家。
洪炳镕教授和我同龄，也是1937年出生的。虽然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仍然继续奋力拼搏。他现在正在筹备在哈工大召开仿人机器人奥林匹克赛。这又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这种创新和拼搏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每一位教授的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每一位教授的思想、品格以及治学态度和拼搏精神都是值得学习的。这些富有献身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的教授们，正在为哈工大的明天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三、青年是我师，我为青年友
作为校报编辑，我经常同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打交道。在彼此交往中，建立和发展了友谊。与其说我在编辑、改稿过程中，对这些年轻人有所帮助，不如说我从青年朋友们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校报是编者、作者、读者交流思想的重要阵地。我在同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我觉得青年人的思想中往往有些更新颖、更活跃、更积极、更先进的东西。
经常有些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他们第一次为校报写的稿件送到编辑部来。看到那举动、那神态，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变成铅字。有些同学把稿件投到稿箱里，我就把作者请到编辑部来，和他们商量修改意见。有时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学们座谈。或纵议天下大事，或横议身边见闻。
我以一个老编辑、大朋友的身份，经常和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侃大山”，受益匪浅。他们有朝气，有活力，思想敏锐，感情丰富。他们高兴的事，喜欢和我说；他们苦闷的事，愿意找我谈；他们想不通甚至不理解的问题，主动和我一起探讨；他们把“卧谈会”上的热门话题带到编辑部来和我聊天。
我深深感到青年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青年求新、求奇；青年追求美也创造美，不怕神也不怕鬼。青年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他们看问题有时偏激，他们做事情常常急于求成。十分可贵的是他们有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美德。他们不愿意接受那种板着面孔的教训，却愿意听取别人平等的劝说。对青年要理解、尊重、信任、关心，那就会有共同语言。
青年是十分可爱的。青年人的思想火花常常在闪光。我在编审一位研究生撰写的稿件时，感到那字里行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那篇文章中有一段充满激情的话，我愿把它抄录在下面：
“我们要用我们的青春铸成中华民族的青春！我们要用我们的热血汇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洪流！我们要用我们的身躯再筑一个中国新长城！”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作为一名老编辑，为培养年轻的校报通讯员和骨干作者队伍，我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前，我先后负责联系一、三、四、五、六等系通讯组，指导培训通讯员。我多次为各系和全校通讯员开设讲座，讲授新闻理论。重点讲授过：新闻与通讯、采访与写作、新闻导语漫谈、新闻的真实性、怎样采访专家教授、怎样写人物等等。我和校报编辑部其他同志一道，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闻写作人才。由我直接指导培养，比较突出的有牟志煜（上海航天局）、钱晓吾（毕业后赴美国）、李宝军（航天部人劳司副司长）、廉守本（北京市）以及石孝慧、钟勇、王铀、熊天啸、冯永新、宋要武等。我在帮助他们修改稿件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并与他们建立永恒的友谊。有的同志虽然离校多年，仍然保持联系。
四、热爱哈工大，怀念哈工大
哈工大建校90年来，校友遍五洲，桃李满天下。作为《哈工大报》记者，我采访过许多老校友。每一位校友的音容笑貌都给我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他们特别热爱母校、怀念母校。回到哈尔滨，回到哈工大，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对母校的一草一木都倍感亲切，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90年代第一个春天，中国长征火箭托起美国制造的卫星，在世界航天史上树起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举国欢呼长征三号发射卫星成功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更值得自豪的是发射亚星一号现场总指挥是哈工大的老校友、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同志。当我前去采访他时，他十分高兴地说：“我认识你。我在哈工大念书时，你就常到我们系来采访。”共同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60年代那些难忘的岁月。
被誉为“航天事业顶梁柱”的黄本诚同志是我校铸造专业1960年毕业生。一个在学校学铸造的怎么能够搞起空间技术来？黄本诚同志谈了三点体会：第一，在学校要学好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第二，要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第三，要讲精神，讲思想。要干点事情，必须要有一种精神。要有艰苦创业、艰苦工作、艰苦学习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
“名人”和“大官”在人们的印象里总是有特殊的风度和派头，使人们难以 接近。和他们打交道可能要领教那板着的面孔和高傲的神态。可是，我作为校报记者不得不接触一位兼具“名人”、“大官”身份的人。他就是原国务委员、国家和科委主任、控制论专家宋健同志。见面不到两分钟，他就像遇到了多年挚友一样谈笑风生。宋健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使那种高不可攀的念头顿时在我脑海一扫而光。
在共和国40年大庆前夕，我采访过一位叫任栋梁的老校友。他是1923年考入哈工大预科班的，本科毕业后又考取研究生。他是我们哈工大第一个中国研究生。他的父亲任辅臣同志是十月革命时期，前苏联红军中国团团长，为人类第一个工农政权的建立而牺牲。任栋梁同志曾于1920年光荣地被列宁同志召见。谈起受列宁同志接见的情景，任老先生激动地说：“列宁同志对孩子特别喜欢。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挥动幅度很大。他亲切地摸着我的头，显得特别平易近人。”
“母校给了我什么呢？我感到母校给了我最宝贵的是一把钥匙，给了我一把在人生道路上能解开很多困难的钥匙，这就是追求、奋斗、创造。”上面这番话是老校友、长春汽车厂厂长耿昭杰同志说的。他说：“这把金钥匙的内涵是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青年大学生的追求，简单来说就是把青春献给大规模的建设；第二，为了实现理想，要去奋斗，要去拼搏，要不顾一切地去拼搏；第三，就是要有创造意识，要不甘心、不安心只走别人走过的路，要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五、“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是哈工大几代人数十年沿袭相传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如今已被学校定为“校训”。
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教师队伍是由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的青年教师组成。很多教师讲课质量高，对学生严格要求，深受学生爱戴；广大学生刻苦、勤奋地学习，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老校长李昌同志把群众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总结和概括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八个字的好教风和好学风。此后，“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就成为哈工大鲜明的个性和特点，逐步形成统一全校师生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形成了哈工大的优良传统。
“规格严格”和“功夫到家”是有内在联系的。“规格”是指目标和标准；“功夫”是指过程以及本领和功底。“规格”和“功夫”主要是定性的概念。是什么样的规格呢？是“严格”的规格。要下什么样的功夫呢？要下“到家”的功夫。这里的“严格”和“到家”，主要是指程度高低、深浅等定量的概念。所以“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既有定性的要求，又有定量的要求，是比较科学的。
1998年，老校长李昌同志再次回哈工大来考察工作，我作为校报记者采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谈起“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来，84年高龄的老校长李昌同志颇有兴趣地说：“其实，这是一个办学路线问题。当时，不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的学校大都搞淘汰制。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来，符合陶行知教育思想。学生和学校，学生和老师往往形成对立面，这怎么能行呢？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一定全是学生自己的责任，与老师教得好不好有很大关系。作为老师要时时刻刻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只有功夫到家，才能把学生培养成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我们的学校严格要求学生，这是对党和国家负责的表现，爱护学生的表现。严师出高徒嘛！”
六、李昌和校报
李昌同志于1953年从团中央调到哈工大任校长后，首先抓了几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创办校报。那是1954年4月16日，老校长校李昌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策划、创办了《哈尔滨工大》校报。当时，全国高校中有校报的院校屈指可数。
李昌校长在哈工大任职11年期间，坚持办好校报，坚持出周报。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严重缺乏，除中央和省市报纸外，其他部门一律不供应新闻纸。因此，其他各种报纸基本上停刊。但是，李昌校长坚决地表示：只要能印出字来，就是用包装纸也要坚持出校报。今天翻开当年的校报合订本，看到那种即黄又脆的包装纸印刷的哈工大校报，真是感慨无万千！我想，这也许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大奇迹吧！
作为哈工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李昌同志一天到晚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非常重视校报工作。他为校报制定了一些制度，打下很好的基础。有的制度一直坚持到如今。例如，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审阅校报大样制度，就是老校长李昌同志制定并身体力行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日子里，印刷厂为了赶印校报常常在晚10点左右排出校报大样来。我们把刚刚排出的校报大样给李校长送到家里。正在忙于第三单元工作的李校长马上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认真审阅校报大样，保证校报按时出版。
为办好校报，不断提高校报质量，李昌校长经常出思想、出点子，在业务上给以指导。1958年1月，李校长同校报编辑和通讯员进行座谈，就如何提高校报质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1962年，校报创办400期时，李昌校长接见校报全体同志，对如何办好校报发表了几点意见。其中一点是希望校报多给读者一些“维他命”。他希望校报要办得更活一点。李校长所说的要多给读者一些“维他命”，就是要多给读者以“营养”，诵读都拿到一张报纸看了之后有所收获。
七、怀念“商良”
“商良”是哈工大的历史见证人；“商良”在校报史上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
文革前在哈工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师生，对“商良”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经常刊登在《哈工大报》上的“商良”文章，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至今还有些同志常常谈起“商良”，希望再看到“商良”那样的文章。
“商良”文章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是因为这些文章讲的都是有关学校的事儿，而且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些文章切中学校时弊，在纠正教育大革命的失误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其代表作有《以事业为重》、《谈“三十而立”》、《学好基础课》、《练好基本功》、《严师出高徒》、《铁将军把关》、《青出于蓝胜于蓝》等文章，在校园内外都曾引起强烈反响。
“商良”是一个写作小组的笔名。这个写作小组以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吕学坡同志为首，主要由校报编辑组成。从1960年11月至1965年12月 ，先后有近百篇文章和读者见面。
由于“商良”写作小组“通天立地”（掌握“上面”精神，了解下面情况），集思广益，深入研究，这样写出的文章有的放矢，许多读者至今念念不忘。
八、从校报到校史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41个寒暑，41个春秋，我和《哈工大报》一起成长起来。1997年退休前，我把自己40多来撰写的作品整理一下汇编成集，经省出版局批准，出版了《笔墨春秋四十载》一书、62万字。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吴林教授在序言中是这样写的：
“这本集子是马洪舒同志的部分作品选集。在这本集子中不难看出作者有很强的个性和风格，文笔细腻，意态潇洒，文章很有灵气，可读性很强。40多年来，作者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用心是有轨迹可寻的。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发表的各类作品从一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哈工大的一个很有 参考价值的历史，为学校积累了很丰富的资料”。
人生苦短，年华易逝。一晃之间，我在《哈工大报》干了41年。1997年底，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2000年是哈工大80周年校庆。学校走过80年光辉历程却没有一本完整的史志。希望，我退休后主持编写校史工作，并且告诉我干这差事没什么“油水“。当时，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哈工大有那么多的专家教授，能人高手，学校能把这么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对我的高度信任，是对我的能力和水平的最好评价。什么钱不钱的，我不在乎。这里有一个情况我要说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某单位得知我即将退休，他们提出以高薪聘请我去工作，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认为编写校史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其他学校编写校史都有一个编写小组，由几个人或10几个人共同完成。我原来以为学校还会安排一些同志和我一起完成编写校史的任务，结果是哈工大这本校史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执笔编纂。
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只能靠一个字：“拼！”于是，我日夜兼程，奋力拼搏。校档案馆里保存着1920年建校80年来5000多卷档案资料和1700多期《哈工大报》需要调阅。白天，我就在档案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翻阅着一页页历史档案资料；晚间，在家里坐在台灯前编写校史文稿。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开夜车。有时不知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亮起来的。非常不幸的是，在编写校史的最紧张阶段，我在上班途中摔了一跤，造成右手腕骨折。经过治疗，稍有好转便带病工作，继续坚持编写校史。一本38万字的哈工大校史终于在80周年校庆之前和全校师生及广大校友见面了。而我在编写校史两年多的过程中，体重却减轻了八斤多。虽然工作累一点，身体瘦一点，但是在退休后还能为学校再做点贡献觉得很开心。为了让哈工大辉煌的80年，留下历史的见证，就是再掉几斤肉也值得！
结语：人生是一本书，人生是一支歌。人生百年，志向不同。人生在世就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实实在在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而不能无所事事地虚度此生，更不能花天酒地糟蹋人生。
41载爬格子，一辈子当编辑，我尝到了新闻工作者的苦辣酸甜。1997年退休后，我被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加入了作家队伍。同时主编并执笔编纂了哈工大建校80周年校史。研究学校的发展史，使我对哈工大更加了解，更加热爱。
我热爱哈工大，从昨天到明天，我要继续用我这支笔，为把哈工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贡献自己的余生。
我的座右铭是：誓做一个无愧于前人的后代，无愧于后代的前人！
作者简介：马洪舒，男，1937年生，《哈工大报》编辑部工作（已退休）。现为哈工大研究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至1997年在《哈工大报》任编辑、副总编、主任编辑，兼黑龙江省高校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中国教育记协理事及大学校报工委副主任。从事编工作40多年来，编辑文稿800多万字；撰写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140多万字；出版《风雨哈工大》等三本书。
电话：86414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