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礼周
(一)我在中学被“开除”
我出生在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农村。掘港是如东县县府所在地,地处黄海之滨,是苏中与苏北相联系的一条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四军和日伪(大汉奸汪精卫的政府)都很重视这个大镇、重镇。1941年日寇占领掘港。1943年,日寇对苏北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他们运来500多万支毛竹,编织篱笆,从长江沿线到黄海之滨构成了一条周边长达200多公里的“清乡”包围圈。在这条封锁线上,筑碉堡,设岗哨,企图消灭新四军。
后来,祖父接我到南通市上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日军炮击南通,轰炸南通。那时,经常听到防空警报,各家玻璃窗上都贴着防震条,以免玻璃震碎伤人。敌机来轰炸时,我们就躲在八仙桌(大四方桌)下,上边用棉被盖着,来“保护”自己。那时,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学生每周要交“飞机捐”,一个铜板也可以,说是用来买飞机打日本人的。
日寇侵华步步逼紧,祖父带着我逃难到南通市石港镇农村。但石港的日本鬼子,又经常下乡骚扰抢劫。有一次,日寇夜间突然袭击,村里的农民纷纷躲藏,有的人就躲在土墙与护墙帐之间,日军就用刺刀刺,刺死和扎伤了几个农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凶狠,我很憎恨日本军。我们死逼无奈,又逃难到掘港,我在掘港小学上学。
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后,我亲眼看到许多新四军的伤员,在当时掘港西街的国樑医院治伤。我想,为什么国民党放着日本鬼子不打,而来打自己的同胞?这迫使我在政治上要有所选择。
日寇的铁蹄,不断践踏我国的领土。由于日寇的侵犯,新四军从掘港转移到农村去了。1941年8月,掘港被日军占领。
1942年,我从掘港小学考入掘港中学。那时,日军派一名叫野野山的人来学校教日语,宣传“王道乐土”和“武士道精神”,搞奴化教育。大约在1944年,汪伪政府在南通搞学生夏令营,学校派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活动。在一次行军中,我亲耳听到两个汪伪官员在悄悄议论怎样发财,其中一个说:“要发财,就得把心拉偏了”。 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刺耳,心想他们真坏!在这次夏令营中,官方还向学生灌输“曲线救国”的“道理”,说什么大汉奸汪精卫是继承“国父”(孙中山)“遗志”,“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从受民族压迫的爱国思想出发,认为你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汪合流,管你说得多么有“道理”,反正你汪伪政府不是好东西。
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有个小的德兴书店,书店老板叫何德隆,是掘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常去书店看书,与他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交流,他对我帮助很大。
1944年,汪伪政府如皋特别第四清乡公署为庆祝“清乡”一周年,在如东县马塘举办运动会。运动会结束后,汪伪区长和校长不顾学生,径自坐汽车返回掘港。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把对日伪的不满、憎恨和反抗,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我带头和其他几个同学,用砖块砸了汽车,责骂了他们。回校后,该校长气急败坏,贴出布告,“开除”我的学籍,一时师生群情激愤。地下党通过管惟炎(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冯刚(原吉林人民出版社总编)等同学发起罢课,坚持数日,以示抗议。我对“处分”不予理睬,仍到校参加活动。开明的教师,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叶孟青女士,还到我家来,给家长做工作,劝家长不要怪罪我。后来,校长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只好请人出面打圆场,对我也不提“开除”二字了,罢课取得了胜利。这次罢课,显示了师生团结抗日的进步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二)从事抗日地下活动
1941年8月,掘港在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中沦陷。共产党员何德隆接受党的指示,留在掘港进行地下工作。早在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后,何德隆就参加了“青年抗敌协会”,同年11月,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东进后在掘港发展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之一。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掘港,何德隆被捕,1947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现葬于如东县烈士陵园。
2001牟8月何德隆
列士座谈会部分同志合影,
后排左二为袁礼周
何德隆以德兴书店为掩护,从开展文体、读书活动入手,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活动。
加入读书活动
何德隆的德兴书店,在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我常去书店看书,何德隆一方面介绍进步书籍给我看,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为了掩人耳目,他将收集到的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秘密藏在冯刚家,我就到冯家去借阅。我借阅的书,印象深的有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延安的整风文献等。通过读书和与何德隆的交谈,使我对抗日和革命有了初浅的认识。何德隆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为《寒星》撰稿
1943年秋,何德隆与读书会的几个同志商量,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日伪的“清乡”斗争,应扩大活动范围,要办一个文艺性的刊物,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参加,通过传读和投稿,提高他们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刊物取名《寒星》,出自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最后一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刊物不易过分暴露,文字比较隐晦。我先是传看,后来也投过稿。
记得我写过一篇题为《卖糖的王小二》的文章。在我每天上学的路上,经常碰到王小二,他用扁担挑两个筐,摆着“梨膏糖”等自家制的糖块,以卖糖为生。我和他攀谈过。他与我同龄,但因家境贫寒,只好辍学从商,为其家庭补贴生活费用。我很同情他,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王小二”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一个侧面, 文章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稿件是我自己用手抄写在《寒星》发给我的统一印制的稿纸上,稿纸印有红色的横格,有一般书的一半大,可以揣在口袋里。抄写完后,由何德隆派人将稿件收集起来,再装订成册,然后传看。
《寒星》的内容和题材很广泛,有诗歌、散文、小说、漫画等,作者多数用天上的星座为笔名。
我后来知道,由于形势的发展,《寒星》的骨干分子都加入了地下党,投入了更大范围的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寒星》就停刊了。地下党员朱则徐(朱炎,离休干部)同志为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埋入地下。可惜,待到胜利之时挖出,已全部烂毁。
参加对敌宣传
开展对敌宣传,向日伪人员散发传单,是掘港抗日地下活动的重要工作。
1944年夏季,根据地送来一批小册子和传单,由于这些是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支部的日文宣传品,只有送到日军手中方能发挥作用。何德隆等人曾想过一些投送方法,但无一可行。初秋,驻掘港日本警备队在其营地旁(附近民房早为日军拆除)操场上公映电影,宣传“大东亚圣战”的“赫赫战果”。真是难得的机会,这天夜晚,我们身藏传单,纷纷进入放映场,天黑开映后,在场内、日军营房的墙边,撒下大量宣传品。冯刚和管惟炎等人,还将宣传品塞进幕旁的喇叭里,放在发电机的垫板上和装机身的木箱中,甚至塞进一些站着看电影的日军皮靴里。日军吃了这一次亏后,再也不敢在掘港镇上开电影“招待会”了。
1945年初夏,何德隆按照根据地送来的对敌宣传提纲 ,针对汪伪人员的情况,编写了一些传单。当时的传单是用铁笔、腊纸、钢板、油墨、排笔、墨滚、玻璃板等工具印制出来的。
一天晚上,我们分片包干,统一行动,张贴传单 。我家在掘港西街住,就被指定负责西街这一片。我将传单放在裤袋里,另一只裤袋里放着一团团的浆糊。天黑后,在街上的一侧,我两手反剪身后背靠着墙,佯装无事休息。待无行人时,将传单抹上一团浆糊,贴在墙上,然后用后背紧贴墙使其牢固,等没有行人时,我迅速走开,再到另一处去贴传单。
这天晚上,周树林(杨明,离休干部)负责和我临近的一片。他贴传单时,遇到汪伪军正在盘查行人,由于他反应迅速,行动敏捷,虽遭追捕、枪击,他穿过胡同,终于脱险。但他在被伪军追击的过程中,跑丢了一只鞋,何德隆知道后,马上派人连夜把鞋找到,消灭了“物证”。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周树林两人去散发根据地印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反攻的宣传品。我把宣传品放在书包里,走到民众教育舘(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舘),由周树林放哨打掩护,我走进报刊阅览室,佯装看杂志,乘无人注意,将宣传品夹在杂志里,然后我们很快离去。
又有一次,是给汪伪军政官员发恐吓信,要他们弃暗投明,改恶从善。我们事先摸好他们的住处,夜间将恐吓信从他们住的大院的大门门缝中塞进去。
这些活动,在居民中纷纷传说,说新四军大批便衣进城了,埋伏在全掘港镇上。这使汪伪人员在政治上、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感到十分恐慌。
有一次,日军还“请”我们高年级学生去他们驻地吃日本饭。我估计,他们想看看面孔,想从我们当中找出“反日分子”。幸亏我们都是在夜间行动,平时注意隐蔽,没被查出“破绽”。
反奴化教育
掘港沦陷后,掘港中学于1943年再次复校。何德隆指出:进行奴化教育和反奴化教育应是校内斗争的焦点。
在布置教室方面,何德隆亲自用美术字体写了“严肃活泼”四个大字,由冯刚等人贴在教室正面,周围墙上贴的是用日文写的名人名句。高年级这样做了,其他班级也仿效起来。校方和伪政工团的人员对此还比较满意,他们哪里知道“严肃活泼”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
公民课,是日伪的政治课,常常是伪政工团的人来讲。大家抵制不去听课,或乘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时,借故纷纷离开教室,加以抵制。
音乐课,校方要教员教唱日伪“ 清乡” 的歌曲。我们就把歌词中的“清乡” 改为“清箱”。其寓意是日伪实行“ 三光政策”(杀光、 烧光 、抡光), 把箱子中的东西抡劫一空, 可谓清空了箱子。 然后, 我们把改过的歌词摊放在风琴上。 教员看到后,也就不再教唱类似的歌曲了, 而改为教唱“满江红”、“天伦歌”、“燕双飞”等带有民族气节,呼吁社会平等的歌曲。这些既不是抗日歌曲,又不是“清乡”的歌曲,比较中性,但又有教育意义,校方也查不出什么。
1945年,开学伊始,我们班上来了两个陌生的学生,一个是伪军官的子女,另一个则弄不清他的身份和来历,年龄又比较大。我们与这两个“学生”都保持距离。
闹得比较大的是因“开除”我,地下党指示发起罢课。这显示出掘港存在着一股抗日进步的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据我后来知道,地下党还派人做搜集敌伪情报的工作。搜集到的情报,汇集到何德隆处,由何德隆密写。传递的方法是用写上情报的牛皮纸,包上好几本书,写上某某收。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国画的立轴或对联的脚子的封头拆开,将情报装入后照原样封好,当作礼品送出去。
光荣入党
我从耳闻目睹,学习提高,到亲身实践,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从这两点上我相信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有了入党的愿望。
1945年的夏天,大约是六七月份, 何德隆通过管惟炎给我一张表,要我填写。这张表大小为32开纸,共4页,是入党志愿书。我填写后,又经管惟炎交给何德隆。没过几天,何德隆派人通知我,要找我个别话,约我在城外的北侧土山上见面,那里比较空旷,很少有行人。我们长谈了很久。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看法,以及参加地下抗日活动的体会,并且嘱咐我要注意保密,要注意隐蔽。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已成为地下抗日工作的正式成员
1945年10月,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何德隆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在10月23日晚上宣誓入党,何德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46年3月12日,经党组织决定,我离开掘港,直奔东北。
(三)奔赴东北
1946年春,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禦”的战略方针,各地要抽调部队和地方干部到东北,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我和管惟炎、冯刚、仰星如、彭正陶5名党员,于当年3月12日,离开掘港,踏上北征之路,直奔东北。
1946牟3月11日欢送赴
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合影留念。
后排右一仰星如,右三冯 刚,
右四袁礼周,右六彭正陶
我离开掘港,家人不知道。那时我常背着行李,随黄海剧团外出演出(我曾是黄海剧团的演员),或出去参加集训。我撒了谎,说到外地去一趟,三五天就回。行前,我从家里拿了一块手表,做为“盘缠”。一直到淮安市,离家五六百里地后,才给家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去向。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不能互相通邮,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我才与家里联系上。
一路上,我们主要是步行,每天大约行军50里路左右。从3月12日离开掘港穿过江苏、经山东到达辽宁丹东市。我们每人背着行李和文具袋, 我在袋里还装了一些书。由于长途行军,领导要求“轻装”,我忍痛将心爱的一些书扔了。我们多数是在老百姓家吃饭,常常是吃煎饼和地瓜干。山东的枣树很多,有时我们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还没找到指定住宿的村庄,饿着肚子就到枣树底下检枣吃,吃得好胀肚。晚上常是睡地舗,地面铺着干草,当褥子用。有时,我们还到兵站休息几天,同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随着向北走,各地抽调到东北地区的干部聚集起来,人越走越多,有时我们还遇上大部队。
遇到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就晚上行军。过胶济铁路时,晚上摸黑走路,远处可看到被国民党占领的青岛市的灯火。这天夜里,过封锁线的人很多,有部队护送我们。上面给了口令,以辨敌我。领导事先布置,如若遇到敌情走散了,次日一定要在指定的村庄集合。这天夜里,真的遇到敌情。前面的同志传出消息,说有“情况”。我们随即三五成群,分散在田野里藏身。幸好我们没有碰上敌军,就这样折腾一宿,次日天明后在老百姓的热情帮助下,才找到集合地。
我们从山东龙口上船,也是夜间航行,白天怕遇到国民党的军舰。
我们在船舱底部躺着,很多人恶心呕吐,我也如此。1946年5月4日,到达丹东。船在鸭绿江边刚靠岸,当时的苏联红军战士就上船检查,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涉,才允许我们上岸。
(四)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我们到达丹东后,没休息几天,辽宁(辽宁东部地区, 还包括现吉林省部分地区)省委组织部找我们谈话,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现吉林省通化市。
1946年10月,我们又从通化市撤离。在撤离前,东北民主联军(当时还没有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几乎每天都有组织的在市区游行。口号的中心内容是“誓死保卫新通化!”但在内部已经传达要做好撤退的一切准备,最后是限期撤退。真是“虚张声势”! 撤退后,我们转移到临江县(即“四保临江”的临江),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那时很少有高射炮,战士们就用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临江将成为前线。根据上级指示,当时的教育厅长苏庄带领我们去抚松县,那是一个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县城。它背靠长白山, 是可攻可守之地。我们在那里搞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
我被分配在离抚松县县城较远、又比较偏僻的抽水洞区(后改为抽水乡)工作。这个区, 在我们进驻之前, 地主还乡团的武装分子企图夺回区政权, 与区中队的战士有一场激战。 由于战士的勇敢, 民兵的支持, 击退了地主还乡团, 保卫了区政权。我先后在该区的碱场屯、东大屯、榆树河子屯,发动农民,分田地,挖浮财。
在东大屯找到一个大概是姓吕的雇农“吕光腚”,40多岁了,因受地主剥削,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光棍一人,可称“光腚”。他带着我们土改分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札根串连。然后, 我们建立了农会。
在农村发动农民的办法主要是开诉苦会,是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找那些仇大苦深的贫雇农诉苦,诉日伪统治的苦, 诉地主剥削的苦,请全屯的贫下中农来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还有就是讲道理。在榆树河子屯,我找到一双破草鞋和一双地主婆穿的绣花鞋,用这两双鞋作对比,给农民讲剥削和被剥削的道理。
诉苦会,也不全是哭哭啼啼,我还教贫下中农唱一首当时流行的《谁养活谁》的歌曲。歌词有三大段,第一句分别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大家来听一听”,“大家来看一看”。第一大段的歌词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耕、种、锄、割,全靠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召开斗地主的大会,分田地,挖浮财,使土改工作推向高潮。这时,农民可高兴哩!
那时,恶霸地主自己有枪。在挖浮财时,我搜到一支手枪,经区委批准,一直由我使用。1949年我到哈工大后,这支枪交给保卫部门了。
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农民参军。解放战争时期,要不断扩大我们的部队,兵源主要来自农村。经过动员, 许多农民自愿报名参军。当时的口号是,“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不像现在是义务兵,那时是志愿兵。在动员过程中,我们坚持自愿的原则,把工作做深、做细。最后, 成班、成排的农民带着大红花集中到区、 到县, 再送他们到大部队去。 在欢送会上, 一些亲属送子、 送夫、送兄弟参军的场面, 很是感人.
除去动员农民参军外, 还要动员和组织运输队、 担架队等随大部队行动的支前(支援前线)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以民兵为骨干组成的。
多少年来,中国的农民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在土改工作中, 出现过“左” 的错误,党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纠正了错误,使土改工作继绫健康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经济特别困难。在抚松县的深山老林里,我们的部队划地块种植鸦片,有专人负责管理。罂粟花非常好看。我猜测,其果实一部分留作医疗用,大部分用来筹集军响和地方财政开支。
我离开掘港时,从家里拿的那块表,这时也捐赠给组织了。
我们土改工作队, 吃住在农民家里。吃百家饭,串百家门。1946年冬,区里派我到榆树河子屯办事,大雪封山,雪齐膝盖深,民兵连怕我不认道迷路,派专人送我。有一次我到碱场屯办事,怕迂到坏人,我带着区里发给我们的三八大盖步枪(自卫用),民兵连派人陪我一起睡在老百姓家,保护我。民兵有时上山打猎,打到狍子(或野猪),酸菜粉条炖狍子肉,做好了送来给我们吃.。那时,土改工作队真是实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农民也实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关爱党的干部。真是鱼水情啊!
在土改工作中,我自己受到了具体、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党群关系的教育.,学习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1947年6月,在抚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经代表推荐、区委审查、县委批准,我被选为12名县“人民功臣”中的一员,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2007年夏天,我到抚松县抽水乡去看望那里的老农民,当时碱场屯的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还健在。当她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土改工作队时,脱口而出:“有个人叫袁礼周”。 我激动得含着洎花说:“我就是当年的袁礼周!”
2007年夏,在抚松县抽水乡,
袁礼周与60多年前该乡碱场屯的
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合影
农民啊!共产党为他们翻身求解放所做的好事,他们一辈子也不 会忘记的。
(五)为解放区培养于部
党十分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1946年5月我们到达丹东后,省委组织部把我和管惟炎分配到通化市通化中学做学生工作。
我们深入班级、宿舍,了解情况,经过一段工作,成立了学生会,开展如建立歌咏队等多项活动,以做好团结学生的工作。在活动中,积极分子逐步涌现,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在学生中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靠他们去团结更多的学生。
当时的学生思想工作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东北地区刚刚解放,许多青年学生还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是中国人”,给他们讲日本侵华的历史。我们还发动贫困学生,讲诉家庭遭受日伪“打粳米,骂白面”、“抓劳工”的事实,教育广大学生。
思想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解决学生的正统观念。不少学生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正宗的统治者,而共产党是“造反”的“流寇”。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个是搞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蒋介石虽然对抗战也做过一些好事,但其着重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消减共产党,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搞清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们还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对象,要他们转变立场,“跟我们走”。也就是说,一旦共产党撤离通化(当时我们党不以城市的得失为主,而是以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动员若干学生跟我们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这事很艰巨,反复性大,受社会、学校、家庭、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今天决定“跟着走”,明天又说“不去了”。所以,工作要非常细致,要一对一地工作。到1946年大约是10月,原来有10多个人选,在我们撤离通化时,只剩三四个人“跟我们走”的,于恒(哈工大毕业,离休干部)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管惟炎在工作的同时,还很注意抓紧学习。每天起早,自学约两个小时,开始时学薛慕桥的《政治经济学》。每天有进度,必须读完几页。天天坚持,雷打不动,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这为后来我兼做理论教员、当教授打下了好的基础。
1946年7月,袁礼周
与同来东北在通化市工作的
部份江苏省籍同志合影照片,
前排右一管惟炎,后排右一
袁礼周
1947年底,我先后调辽宁海龙县省立建国公学、山城镇辽宁公学、瓦房店辽宁学院、丹东五龙背师范学校、辽东省立辽阳师范学校做学生工作,并兼做理论教员。这些“公学”、“学院”和“学校”,主要是为解放区培养干部的。学员的来源是从国统区逃出来的学生,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动员出来的,还有就是学校当地和附近失学的学生。对他们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要他们“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为共产党做事”。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去解决正统观念外,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对象、革命对象以及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当时的学习方法,注重启发式。学习文件,听报告,开展讨论。讨论时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了、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讨论结束后,要做总结,主要是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由教员给予解答。
学校教育很注意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我在海龙建国公学工作时,学校组织学员到东丰县农村体验土改,搞社会调查。下边两张表是我带领学生在房木镇做的调查统计表。(注:这两张表是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以前统计的。新的划分方法与以前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比如,中农中划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
袁礼周:中共党员,1928年生,出生地:江苏省如东县,1945年参加革命,1949年来哈工大,1995年离休。离休时任哈工大党委副书记、教授。
土改前土地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
类别 数目 阶级 | 户数 | 人口 | 雇多少人 | 土地 | |||||||||||||||||||||
男 | 女 | 计 | 自有多少亩 | 自种多少亩 | 租入多少亩 | 租出多少亩 | |||||||||||||||||||
山 | 平 | 水 | 山平 | 计 | 山 | 平 | 水 | 山平 | 计 | 山 | 平 | 水 | 山平 | 计 | 山 | 平 | 水 | 山平 | 计 | ||||||
外县外村地主 | 195 | 397 | 400 | 992 | 140 | 397 | 537 | ||||||||||||||||||
地主 | 30 | 71 | 61 | 132 | 890 | 964 | 40 | 150 | 2.044 | 870 | 780 | 2 | 1.652 | ||||||||||||
富农 | 11 | 58 | 73 | 131 | 20 | 442 | 617 | 30 | 200 | 1.289 | 150 | 700 | 30 | 880 | 13 | 111 | 124 | 220 | 220 | ||||||
富佃 | |||||||||||||||||||||||||
计 | 41 | 129 | 134 | 263 | 20 | 1527 | 1978 | 70 | 750 | 4..275 | 150 | 700 | 30 | 880 | 13 | 111 | 124 | 1230 | 1.177 | 2 | 2.409 | ||||
中农 | 62 | 179 | 194 | 373 | 9 | 642 | 942 | 169 | 1.753 | 424 | 798 | 59 | 1.281 | 223 | 138 | 50 | 411 | 150 | 90 | 240 | |||||
佃中 | 58 | 111 | 95 | 206 | 108 | 74 | 182 | 48 | 24 | 72 | 140 | 363 | 503 | 35 | 35 | ||||||||||
计 | 120 | 290 | 289 | 579 | 9 | 750 | 1016 | 169 | 1.935 | 472 | 822 | 59 | 1.353 | 363 | 501 | 50 | 914 | 150 | 125 | 275 | |||||
贫农 | 79 | 151 | 132 | 283 | 17 | 14.5 | 31.5 | 2.5 | 2.5 | 79 | 60 | 139 | |||||||||||||
贫佃 | 10 | 32 | 21 | 53 | 20 | 54 | 74 | ||||||||||||||||||
计 | 89 | 183 | 153 | 336 | 17 | 14.5 | 31.5 | 2.5 | 2.5 | 99 | 114 | 213 | |||||||||||||
雇农 | 113 | 182 | 127 | 309 | |||||||||||||||||||||
手工业者 | 52 | 96 | 79 | 175 | |||||||||||||||||||||
商人 | 11 | 30 | 26 | 56 | 111 | 24 | 135 | 111 | 111 | ||||||||||||||||
小商贩 | 9 | 17 | 11 | 28 | |||||||||||||||||||||
自由职业 | 10 | 20 | 22 | 42 | 47 | 8 | 55 | ||||||||||||||||||
统计 | 445 | 947 | 841 | 1788 | 29 | 2405 | 30325 | 70 | 919 | 6376.5 | 622 | 15245 | 30 | 59 | 22355 | 475 | 726 | 50 | 1251 | 1530 | 1310 | 2 | 2050 |
土改前牲畜车辆房屋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
类别 数目 阶级 | 户数 | 人口 | 牲畜 | 车辆 | 房屋 | ||||||||||||
男 | 女 | 计 | |||||||||||||||
牛 | 驴 | 骡 | 马 | 计 | 花 | 大车 | 胶 | 马车 | 计 | 瓦 | 草 | 计 | |||||
外县 外村地主 | 5 | 5 | |||||||||||||||
地主 | 30 | 71 | 61 | 132 | 1 | 1 | 3 | 1 | 6 | 2 | 2 | 22 | 67 | 89 | |||
富农 | 11 | 58 | 73 | 131 | 6 | 2 | 17 | 13 | 38 | 9 | 2 | 4 | 15 | 39 | 55 | 94 | |
富佃 | |||||||||||||||||
计 | 41 | 129 | 134 | 263 | 7 | 3 | 20 | 14 | 44 | 11 | 2 | 4 | 17 | 61 | 127 | 188 | |
中农 | 62 | 179 | 194 | 373 | 16 | 6 | 11 | 14 | 47 | 14 | 5 | 19 | 48 | 150 | 198 | ||
佃中 | 58 | 111 | 95 | 206 | 12 | 3 | 12 | 16 | 43 | 12 | 1 | 13 | 25 | 25 | |||
计 | 120 | 290 | 289 | 579 | 28 | 9 | 23 | 30 | 90 | 26 | 6 | 32 | 48 | 175 | 223 | ||
贫农 | 79 | 151 | 132 | 283 | 3 | 3 | 2 | 8 | 1 | 1 | 2 | 30 | 32 | ||||
贫佃 | 10 | 32 | 21 | 53 | 2 | 2 | 1 | 5 | |||||||||
计 | 89 | 183 | 153 | 336 | 5 | 5 | 3 | 13 | 1 | 1 | 2 | 30 | 32 | ||||
雇农 | 113 | 182 | 127 | 309 | 3 | 3 | 1 | 1 | 5 | 5 | |||||||
手工业者 | 52 | 96 | 79 | 175 | 3 | 15 | 18 | ||||||||||
商人 | 11 | 30 | 26 | 56 | 11 | 11 | |||||||||||
小商贩 | 9 | 17 | 11 | 28 | |||||||||||||
自由职业 | 10 | 20 | 22 | 42 | 5 | 5 | |||||||||||
统计 | 445 | 947 | 841 | 1.788 | 43 | 17 | 46 | 44 | 150 | 39 | 8 | 4 | 51 | 114 | 368 | 482 |
在学生中也混进国民党特务。在瓦房店辽宁学院时,一次学员集中在大操场上大课,我也随之听课。等下课后,我办公的房间着火了。当时大瓦数灯炮点着未曾关闭,特务把从窗外牵引悬挂灯头的线剪断了,灯炮掉在我的床上,将被褥烤着起火了。很危险,没有酿成大祸。
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当时在沈阳市委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高铁(曾任哈工大校长),来到山城镇学校要人,调集进城后的干部。张绛(曾在哈工大工作)是被提前抽调进沈阳的学员之一。
1949年秋,全国即将解放。我认为建设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我申请到号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的哈工大来学习,于1949年9月29日到哈尔滨市沙漫屯(现和兴路一带)哈工大预科报到。10月1日晚,我们学生集队点着火把到市区去游行,庆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伟大胜利!
几十年过去了,在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像何德隆那样为党为国牺牲的千千万万个烈士致哀!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