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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建国前的若干往事

发布时间:2012-05-15被阅览数:874来源:离退休工作处

袁礼周
(一)我在中学被“开除”
      我出生在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农村。掘港是如东县县府所在地,地处黄海之滨,是苏中与苏北相联系的一条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四军和日伪(大汉奸汪精卫的政府)都很重视这个大镇、重镇。1941年日寇占领掘港。1943年,日寇对苏北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他们运来500多万支毛竹,编织篱笆,从长江沿线到黄海之滨构成了一条周边长达200多公里的“清乡”包围圈。在这条封锁线上,筑碉堡,设岗哨,企图消灭新四军。
      后来,祖父接我到南通市上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日军炮击南通,轰炸南通。那时,经常听到防空警报,各家玻璃窗上都贴着防震条,以免玻璃震碎伤人。敌机来轰炸时,我们就躲在八仙桌(大四方桌)下,上边用棉被盖着,来“保护”自己。那时,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学生每周要交“飞机捐”,一个铜板也可以,说是用来买飞机打日本人的。
      日寇侵华步步逼紧,祖父带着我逃难到南通市石港镇农村。但石港的日本鬼子,又经常下乡骚扰抢劫。有一次,日寇夜间突然袭击,村里的农民纷纷躲藏,有的人就躲在土墙与护墙帐之间,日军就用刺刀刺,刺死和扎伤了几个农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凶狠,我很憎恨日本军。我们死逼无奈,又逃难到掘港,我在掘港小学上学。
      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后,我亲眼看到许多新四军的伤员,在当时掘港西街的国樑医院治伤。我想,为什么国民党放着日本鬼子不打,而来打自己的同胞?这迫使我在政治上要有所选择。
      日寇的铁蹄,不断践踏我国的领土。由于日寇的侵犯,新四军从掘港转移到农村去了。1941年8月,掘港被日军占领。
      1942年,我从掘港小学考入掘港中学。那时,日军派一名叫野野山的人来学校教日语,宣传“王道乐土”和“武士道精神”,搞奴化教育。大约在1944年,汪伪政府在南通搞学生夏令营,学校派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活动。在一次行军中,我亲耳听到两个汪伪官员在悄悄议论怎样发财,其中一个说:“要发财,就得把心拉偏了”。 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刺耳,心想他们真坏!在这次夏令营中,官方还向学生灌输“曲线救国”的“道理”,说什么大汉奸汪精卫是继承“国父”(孙中山)“遗志”,“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从受民族压迫的爱国思想出发,认为你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汪合流,管你说得多么有“道理”,反正你汪伪政府不是好东西。
      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有个小的德兴书店,书店老板叫何德隆,是掘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常去书店看书,与他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交流,他对我帮助很大。
1944年,汪伪政府如皋特别第四清乡公署为庆祝“清乡”一周年,在如东县马塘举办运动会。运动会结束后,汪伪区长和校长不顾学生,径自坐汽车返回掘港。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把对日伪的不满、憎恨和反抗,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我带头和其他几个同学,用砖块砸了汽车,责骂了他们。回校后,该校长气急败坏,贴出布告,“开除”我的学籍,一时师生群情激愤。地下党通过管惟炎(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冯刚(原吉林人民出版社总编)等同学发起罢课,坚持数日,以示抗议。我对“处分”不予理睬,仍到校参加活动。开明的教师,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叶孟青女士,还到我家来,给家长做工作,劝家长不要怪罪我。后来,校长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只好请人出面打圆场,对我也不提“开除”二字了,罢课取得了胜利。这次罢课,显示了师生团结抗日的进步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二)从事抗日地下活动
      1941年8月,掘港在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中沦陷。共产党员何德隆接受党的指示,留在掘港进行地下工作。早在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后,何德隆就参加了“青年抗敌协会”,同年11月,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东进后在掘港发展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之一。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掘港,何德隆被捕,1947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现葬于如东县烈士陵园。  
 
 
2001牟8月何德隆 
列士座谈会部分同志合影,
后排左二为袁礼周
  
 
      何德隆以德兴书店为掩护,从开展文体、读书活动入手,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活动。
 
加入读书活动
      何德隆的德兴书店,在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我常去书店看书,何德隆一方面介绍进步书籍给我看,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为了掩人耳目,他将收集到的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秘密藏在冯刚家,我就到冯家去借阅。我借阅的书,印象深的有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延安的整风文献等。通过读书和与何德隆的交谈,使我对抗日和革命有了初浅的认识。何德隆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为《寒星》撰稿
      1943年秋,何德隆与读书会的几个同志商量,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日伪的“清乡”斗争,应扩大活动范围,要办一个文艺性的刊物,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参加,通过传读和投稿,提高他们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刊物取名《寒星》,出自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最后一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刊物不易过分暴露,文字比较隐晦。我先是传看,后来也投过稿。
      记得我写过一篇题为《卖糖的王小二》的文章。在我每天上学的路上,经常碰到王小二,他用扁担挑两个筐,摆着“梨膏糖”等自家制的糖块,以卖糖为生。我和他攀谈过。他与我同龄,但因家境贫寒,只好辍学从商,为其家庭补贴生活费用。我很同情他,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王小二”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一个侧面, 文章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稿件是我自己用手抄写在《寒星》发给我的统一印制的稿纸上,稿纸印有红色的横格,有一般书的一半大,可以揣在口袋里。抄写完后,由何德隆派人将稿件收集起来,再装订成册,然后传看。
《寒星》的内容和题材很广泛,有诗歌、散文、小说、漫画等,作者多数用天上的星座为笔名。
我后来知道,由于形势的发展,《寒星》的骨干分子都加入了地下党,投入了更大范围的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寒星》就停刊了。地下党员朱则徐(朱炎,离休干部)同志为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埋入地下。可惜,待到胜利之时挖出,已全部烂毁。
参加对敌宣传
      开展对敌宣传,向日伪人员散发传单,是掘港抗日地下活动的重要工作。
1944年夏季,根据地送来一批小册子和传单,由于这些是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支部的日文宣传品,只有送到日军手中方能发挥作用。何德隆等人曾想过一些投送方法,但无一可行。初秋,驻掘港日本警备队在其营地旁(附近民房早为日军拆除)操场上公映电影,宣传“大东亚圣战”的“赫赫战果”。真是难得的机会,这天夜晚,我们身藏传单,纷纷进入放映场,天黑开映后,在场内、日军营房的墙边,撒下大量宣传品。冯刚和管惟炎等人,还将宣传品塞进幕旁的喇叭里,放在发电机的垫板上和装机身的木箱中,甚至塞进一些站着看电影的日军皮靴里。日军吃了这一次亏后,再也不敢在掘港镇上开电影“招待会”了。                                   
      1945年初夏,何德隆按照根据地送来的对敌宣传提纲 ,针对汪伪人员的情况,编写了一些传单。当时的传单是用铁笔、腊纸、钢板、油墨、排笔、墨滚、玻璃板等工具印制出来的。
一天晚上,我们分片包干,统一行动,张贴传单 。我家在掘港西街住,就被指定负责西街这一片。我将传单放在裤袋里,另一只裤袋里放着一团团的浆糊。天黑后,在街上的一侧,我两手反剪身后背靠着墙,佯装无事休息。待无行人时,将传单抹上一团浆糊,贴在墙上,然后用后背紧贴墙使其牢固,等没有行人时,我迅速走开,再到另一处去贴传单。
     这天晚上,周树林(杨明,离休干部)负责和我临近的一片。他贴传单时,遇到汪伪军正在盘查行人,由于他反应迅速,行动敏捷,虽遭追捕、枪击,他穿过胡同,终于脱险。但他在被伪军追击的过程中,跑丢了一只鞋,何德隆知道后,马上派人连夜把鞋找到,消灭了“物证”。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周树林两人去散发根据地印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反攻的宣传品。我把宣传品放在书包里,走到民众教育舘(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舘),由周树林放哨打掩护,我走进报刊阅览室,佯装看杂志,乘无人注意,将宣传品夹在杂志里,然后我们很快离去。
      又有一次,是给汪伪军政官员发恐吓信,要他们弃暗投明,改恶从善。我们事先摸好他们的住处,夜间将恐吓信从他们住的大院的大门门缝中塞进去。
      这些活动,在居民中纷纷传说,说新四军大批便衣进城了,埋伏在全掘港镇上。这使汪伪人员在政治上、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感到十分恐慌。
      有一次,日军还“请”我们高年级学生去他们驻地吃日本饭。我估计,他们想看看面孔,想从我们当中找出“反日分子”。幸亏我们都是在夜间行动,平时注意隐蔽,没被查出“破绽”。
反奴化教育
      掘港沦陷后,掘港中学于1943年再次复校。何德隆指出:进行奴化教育和反奴化教育应是校内斗争的焦点。
      在布置教室方面,何德隆亲自用美术字体写了“严肃活泼”四个大字,由冯刚等人贴在教室正面,周围墙上贴的是用日文写的名人名句。高年级这样做了,其他班级也仿效起来。校方和伪政工团的人员对此还比较满意,他们哪里知道“严肃活泼”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
公民课,是日伪的政治课,常常是伪政工团的人来讲。大家抵制不去听课,或乘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时,借故纷纷离开教室,加以抵制。
      音乐课,校方要教员教唱日伪“ 清乡” 的歌曲。我们就把歌词中的“清乡” 改为“清箱”。其寓意是日伪实行“ 三光政策”(杀光、 烧光 、抡光), 把箱子中的东西抡劫一空, 可谓清空了箱子。 然后, 我们把改过的歌词摊放在风琴上。 教员看到后,也就不再教唱类似的歌曲了, 而改为教唱“满江红”、“天伦歌”、“燕双飞”等带有民族气节,呼吁社会平等的歌曲。这些既不是抗日歌曲,又不是“清乡”的歌曲,比较中性,但又有教育意义,校方也查不出什么。
      1945年,开学伊始,我们班上来了两个陌生的学生,一个是伪军官的子女,另一个则弄不清他的身份和来历,年龄又比较大。我们与这两个“学生”都保持距离。
闹得比较大的是因“开除”我,地下党指示发起罢课。这显示出掘港存在着一股抗日进步的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据我后来知道,地下党还派人做搜集敌伪情报的工作。搜集到的情报,汇集到何德隆处,由何德隆密写。传递的方法是用写上情报的牛皮纸,包上好几本书,写上某某收。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国画的立轴或对联的脚子的封头拆开,将情报装入后照原样封好,当作礼品送出去。
光荣入党
      我从耳闻目睹,学习提高,到亲身实践,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从这两点上我相信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有了入党的愿望。
      1945年的夏天,大约是六七月份, 何德隆通过管惟炎给我一张表,要我填写。这张表大小为32开纸,共4页,是入党志愿书。我填写后,又经管惟炎交给何德隆。没过几天,何德隆派人通知我,要找我个别话,约我在城外的北侧土山上见面,那里比较空旷,很少有行人。我们长谈了很久。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看法,以及参加地下抗日活动的体会,并且嘱咐我要注意保密,要注意隐蔽。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已成为地下抗日工作的正式成员
      1945年10月,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何德隆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在10月23日晚上宣誓入党,何德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46年3月12日,经党组织决定,我离开掘港,直奔东北。
(三)奔赴东北
      1946年春,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禦”的战略方针,各地要抽调部队和地方干部到东北,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我和管惟炎、冯刚、仰星如、彭正陶5名党员,于当年3月12日,离开掘港,踏上北征之路,直奔东北。
 
 
 
 
1946牟3月11日欢送赴
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合影留念。
后排右一仰星如,右三冯   刚,
右四袁礼周,右六彭正陶
 
 
 
      我离开掘港,家人不知道。那时我常背着行李,随黄海剧团外出演出(我曾是黄海剧团的演员),或出去参加集训。我撒了谎,说到外地去一趟,三五天就回。行前,我从家里拿了一块手表,做为“盘缠”。一直到淮安市,离家五六百里地后,才给家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去向。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不能互相通邮,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我才与家里联系上。
      一路上,我们主要是步行,每天大约行军50里路左右。从3月12日离开掘港穿过江苏、经山东到达辽宁丹东市。我们每人背着行李和文具袋, 我在袋里还装了一些书。由于长途行军,领导要求“轻装”,我忍痛将心爱的一些书扔了。我们多数是在老百姓家吃饭,常常是吃煎饼和地瓜干。山东的枣树很多,有时我们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还没找到指定住宿的村庄,饿着肚子就到枣树底下检枣吃,吃得好胀肚。晚上常是睡地舗,地面铺着干草,当褥子用。有时,我们还到兵站休息几天,同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随着向北走,各地抽调到东北地区的干部聚集起来,人越走越多,有时我们还遇上大部队。
遇到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就晚上行军。过胶济铁路时,晚上摸黑走路,远处可看到被国民党占领的青岛市的灯火。这天夜里,过封锁线的人很多,有部队护送我们。上面给了口令,以辨敌我。领导事先布置,如若遇到敌情走散了,次日一定要在指定的村庄集合。这天夜里,真的遇到敌情。前面的同志传出消息,说有“情况”。我们随即三五成群,分散在田野里藏身。幸好我们没有碰上敌军,就这样折腾一宿,次日天明后在老百姓的热情帮助下,才找到集合地。
      我们从山东龙口上船,也是夜间航行,白天怕遇到国民党的军舰。
我们在船舱底部躺着,很多人恶心呕吐,我也如此。1946年5月4日,到达丹东。船在鸭绿江边刚靠岸,当时的苏联红军战士就上船检查,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涉,才允许我们上岸。
(四)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我们到达丹东后,没休息几天,辽宁(辽宁东部地区, 还包括现吉林省部分地区)省委组织部找我们谈话,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现吉林省通化市。
     1946年10月,我们又从通化市撤离。在撤离前,东北民主联军(当时还没有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几乎每天都有组织的在市区游行。口号的中心内容是“誓死保卫新通化!”但在内部已经传达要做好撤退的一切准备,最后是限期撤退。真是“虚张声势”! 撤退后,我们转移到临江县(即“四保临江”的临江),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那时很少有高射炮,战士们就用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临江将成为前线。根据上级指示,当时的教育厅长苏庄带领我们去抚松县,那是一个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县城。它背靠长白山, 是可攻可守之地。我们在那里搞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
我被分配在离抚松县县城较远、又比较偏僻的抽水洞区(后改为抽水乡)工作。这个区, 在我们进驻之前, 地主还乡团的武装分子企图夺回区政权, 与区中队的战士有一场激战。 由于战士的勇敢, 民兵的支持, 击退了地主还乡团, 保卫了区政权。我先后在该区的碱场屯、东大屯、榆树河子屯,发动农民,分田地,挖浮财。
      在东大屯找到一个大概是姓吕的雇农“吕光腚”,40多岁了,因受地主剥削,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光棍一人,可称“光腚”。他带着我们土改分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札根串连。然后, 我们建立了农会。
     在农村发动农民的办法主要是开诉苦会,是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找那些仇大苦深的贫雇农诉苦,诉日伪统治的苦, 诉地主剥削的苦,请全屯的贫下中农来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还有就是讲道理。在榆树河子屯,我找到一双破草鞋和一双地主婆穿的绣花鞋,用这两双鞋作对比,给农民讲剥削和被剥削的道理。
     诉苦会,也不全是哭哭啼啼,我还教贫下中农唱一首当时流行的《谁养活谁》的歌曲。歌词有三大段,第一句分别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大家来听一听”,“大家来看一看”。第一大段的歌词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耕、种、锄、割,全靠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召开斗地主的大会,分田地,挖浮财,使土改工作推向高潮。这时,农民可高兴哩!
     那时,恶霸地主自己有枪。在挖浮财时,我搜到一支手枪,经区委批准,一直由我使用。1949年我到哈工大后,这支枪交给保卫部门了。
     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农民参军。解放战争时期,要不断扩大我们的部队,兵源主要来自农村。经过动员, 许多农民自愿报名参军。当时的口号是,“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不像现在是义务兵,那时是志愿兵。在动员过程中,我们坚持自愿的原则,把工作做深、做细。最后, 成班、成排的农民带着大红花集中到区、 到县, 再送他们到大部队去。 在欢送会上, 一些亲属送子、 送夫、送兄弟参军的场面, 很是感人.
     除去动员农民参军外, 还要动员和组织运输队、 担架队等随大部队行动的支前(支援前线)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以民兵为骨干组成的。
多少年来,中国的农民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在土改工作中, 出现过“左” 的错误,党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纠正了错误,使土改工作继绫健康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经济特别困难。在抚松县的深山老林里,我们的部队划地块种植鸦片,有专人负责管理。罂粟花非常好看。我猜测,其果实一部分留作医疗用,大部分用来筹集军响和地方财政开支。
     我离开掘港时,从家里拿的那块表,这时也捐赠给组织了。
     我们土改工作队, 吃住在农民家里。吃百家饭,串百家门。1946年冬,区里派我到榆树河子屯办事,大雪封山,雪齐膝盖深,民兵连怕我不认道迷路,派专人送我。有一次我到碱场屯办事,怕迂到坏人,我带着区里发给我们的三八大盖步枪(自卫用),民兵连派人陪我一起睡在老百姓家,保护我。民兵有时上山打猎,打到狍子(或野猪),酸菜粉条炖狍子肉,做好了送来给我们吃.。那时,土改工作队真是实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农民也实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关爱党的干部。真是鱼水情啊!
      在土改工作中,我自己受到了具体、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党群关系的教育.,学习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1947年6月,在抚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经代表推荐、区委审查、县委批准,我被选为12名县“人民功臣”中的一员,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2007年夏天,我到抚松县抽水乡去看望那里的老农民,当时碱场屯的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还健在。当她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土改工作队时,脱口而出:“有个人叫袁礼周”。 我激动得含着洎花说:“我就是当年的袁礼周!”
 
 
 
 
2007年夏,在抚松县抽水乡,
袁礼周与60多年前该乡碱场屯的
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合影
 
 
农民啊!共产党为他们翻身求解放所做的好事,他们一辈子也不                                                               会忘记的。
(五)为解放区培养于部
 
      党十分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1946年5月我们到达丹东后,省委组织部把我和管惟炎分配到通化市通化中学做学生工作。
      我们深入班级、宿舍,了解情况,经过一段工作,成立了学生会,开展如建立歌咏队等多项活动,以做好团结学生的工作。在活动中,积极分子逐步涌现,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在学生中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靠他们去团结更多的学生。
      当时的学生思想工作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东北地区刚刚解放,许多青年学生还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是中国人”,给他们讲日本侵华的历史。我们还发动贫困学生,讲诉家庭遭受日伪“打粳米,骂白面”、“抓劳工”的事实,教育广大学生。
思想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解决学生的正统观念。不少学生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正宗的统治者,而共产党是“造反”的“流寇”。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个是搞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蒋介石虽然对抗战也做过一些好事,但其着重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消减共产党,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搞清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们还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对象,要他们转变立场,“跟我们走”。也就是说,一旦共产党撤离通化(当时我们党不以城市的得失为主,而是以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动员若干学生跟我们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这事很艰巨,反复性大,受社会、学校、家庭、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今天决定“跟着走”,明天又说“不去了”。所以,工作要非常细致,要一对一地工作。到1946年大约是10月,原来有10多个人选,在我们撤离通化时,只剩三四个人“跟我们走”的,于恒(哈工大毕业,离休干部)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管惟炎在工作的同时,还很注意抓紧学习。每天起早,自学约两个小时,开始时学薛慕桥的《政治经济学》。每天有进度,必须读完几页。天天坚持,雷打不动,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这为后来我兼做理论教员、当教授打下了好的基础。
 
 
1946年7月,袁礼周
与同来东北在通化市工作的
部份江苏省籍同志合影照片,
前排右一管惟炎,后排右一
袁礼周
 
 
      1947年底,我先后调辽宁海龙县省立建国公学、山城镇辽宁公学、瓦房店辽宁学院、丹东五龙背师范学校、辽东省立辽阳师范学校做学生工作,并兼做理论教员。这些“公学”、“学院”和“学校”,主要是为解放区培养干部的。学员的来源是从国统区逃出来的学生,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动员出来的,还有就是学校当地和附近失学的学生。对他们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要他们“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为共产党做事”。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去解决正统观念外,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对象、革命对象以及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当时的学习方法,注重启发式。学习文件,听报告,开展讨论。讨论时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了、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讨论结束后,要做总结,主要是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由教员给予解答。
     学校教育很注意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我在海龙建国公学工作时,学校组织学员到东丰县农村体验土改,搞社会调查。下边两张表是我带领学生在房木镇做的调查统计表。(注:这两张表是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以前统计的。新的划分方法与以前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比如,中农中划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
 
      袁礼周:中共党员,1928年生,出生地:江苏省如东县,1945年参加革命,1949年来哈工大,1995年离休。离休时任哈工大党委副书记、教授。
 

土改前土地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  
类别
 数目
阶级
户数
人口
雇多少人
土地
自有多少亩
自种多少亩
租入多少亩
租出多少亩
 
 
 
 
山平
山平
山平
山平
外县外村地主
 
 
 
 
 
195
397
 
400
992
 
 
 
 
 
 
 
 
 
 
140
397
 
 
537
地主
30
71
61
132
 
890
964
40
150
2.044
 
 
 
 
 
 
 
 
 
 
870
780
2
 
1.652
富农
11
58
73
131
20
442
617
30
200
1.289
150
700
30
 
880
13
111
 
 
124
220
 
 
 
220
富佃
 
 
 
 
 
 
 
 
 
 
 
 
 
 
 
 
 
 
 
 
 
 
 
 
 
41
129
134
263
20
1527
1978
70
750
4..275
150
700
30
 
880
13
111
 
 
124
1230
1.177
2
 
2.409
中农
62
179
194
373
9
642
942
 
169
1.753
424
798
 
59
1.281
223
138
 
50
411
150
90
 
 
240
佃中
58
111
95
206
 
108
74
 
 
182
48
24
 
 
72
140
363
 
 
503
 
35
 
 
35
120
290
289
579
9
750
1016
 
169
1.935
472
822
 
59
1.353
363
501
 
50
914
150
125
 
 
275
贫农
79
151
132
283
 
17
14.5
 
 
31.5
 
2.5
 
 
2.5
79
60
 
 
139
 
 
 
 
 
贫佃
10
32
21
53
 
 
 
 
 
 
 
 
 
 
 
20
54
 
 
74
 
 
 
 
 
89
183
153
336
 
17
14.5
 
 
31.5
 
2.5
 
 
2.5
99
114
 
 
213
 
 
 
 
 
雇农
113
182
127
309
 
 
 
 
 
 
 
 
 
 
 
 
 
 
 
 
 
 
 
 
 
手工业者
52
96
79
175
 
 
 
 
 
 
 
 
 
 
 
 
 
 
 
 
 
 
 
 
 
商人
11
30
26
56
 
111
24
 
 
135
 
 
 
 
 
 
 
 
 
 
111
 
 
 
111
小商贩
9
17
11
28
 
 
 
 
 
 
 
 
 
 
 
 
 
 
 
 
 
 
 
 
 
自由职业
10
20
22
42
 
 
 
 
 
 
 
 
 
 
 
 
 
 
 
 
47
8
 
 
55
统计
445
947
841
1788
29
2405
30325
70
919
6376.5
622
15245
30
59
22355
475
726
 
50
1251
1530
1310
2
 
2050
土改前牲畜车辆房屋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  
类别
 数目
阶级
户数
人口
牲畜
车辆
房屋
 
 
 
大车
马车
外县
外村地主
 
 
 
 
 
 
 
 
 
 
 
 
 
 
 
5
5
地主
30
71
61
132
1
1
3
1
6
2
 
 
 
2
22
67
89
富农
11
58
73
131
6
2
17
13
38
9
2
4
 
15
39
55
94
富佃
 
 
 
 
 
 
 
 
 
 
 
 
 
 
 
 
 
41
129
134
263
7
3
20
14
44
11
2
4
 
17
61
127
188
中农
62
179
194
373
16
6
11
14
47
14
5
 
 
19
48
150
198
佃中
58
111
95
206
12
3
12
16
43
12
1
 
 
13
 
25
25
120
290
289
579
28
9
23
30
90
26
6
 
 
32
48
175
223
贫农
79
151
132
283
3
3
2
 
8
1
 
 
 
1
2
30
32
贫佃
10
32
21
53
2
2
1
 
5
 
 
 
 
 
 
 
 
89
183
153
336
5
5
3
 
13
1
 
 
 
1
2
30
32
雇农
113
182
127
309
3
 
 
 
3
1
 
 
 
1
 
5
5
手工业者
52
96
79
175
 
 
 
 
 
 
 
 
 
 
3
15
18
商人
11
30
26
56
 
 
 
 
 
 
 
 
 
 
 
11
11
小商贩
9
17
11
28
 
 
 
 
 
 
 
 
 
 
 
 
 
自由职业
10
20
22
42
 
 
 
 
 
 
 
 
 
 
 
5
5
统计
445
947
841
1.788
43
17
46
44
150
39
8
4
 
51
114
368
482

       在学生中也混进国民党特务。在瓦房店辽宁学院时,一次学员集中在大操场上大课,我也随之听课。等下课后,我办公的房间着火了。当时大瓦数灯炮点着未曾关闭,特务把从窗外牵引悬挂灯头的线剪断了,灯炮掉在我的床上,将被褥烤着起火了。很危险,没有酿成大祸。
      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当时在沈阳市委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高铁(曾任哈工大校长),来到山城镇学校要人,调集进城后的干部。张绛(曾在哈工大工作)是被提前抽调进沈阳的学员之一。
     1949年秋,全国即将解放。我认为建设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我申请到号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市的哈工大来学习,于1949年9月29日到哈尔滨市沙漫屯(现和兴路一带)哈工大预科报到。10月1日晚,我们学生集队点着火把到市区去游行,庆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伟大胜利!
几十年过去了,在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要为像何德隆那样为党为国牺牲的千千万万个烈士致哀!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