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里的歌声

     从1946年初到1947年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热衷于打内战，不顾人民利益，各类事件不断发生：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问题；上海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为缩减教育经费而取消交大的航海、轮机两个专业的事件；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枪击请愿学生的“五·二O”血案。全国许多地方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只顾打内战，不顾国计民生，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于是一系列运动在学生中不断开展：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护校运动、支援南京同学反迫害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运动。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造成的。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第一宣传小队，到各中学去宣传，以唤醒广大中学生的觉悟；也进行街头宣传，以唤醒市民的觉悟。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教会办的女中去宣传，正是午饭时间，一位女校长把我们带到食堂去，指着饭桌上丰盛的菜肴说：“请你们看看，我们不但不饥饿，而且吃的好极了，有鱼、有肉……你们快走，不要在这里捣乱”。我们气极了，与她讲理。她恶狠狠的说：“你们不走？我去报警，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她刚一走，一些学生就围上来，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教室，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们绝对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于是她们去召集了许多同学来听我们宣讲。宣讲完毕，同学们又把我们安全的送出校门。

     1947年5月25日早晨，我们交大反内战第一宣传小队，在上海外滩和平女神塑像下进行宣传时，开来1辆黑色警车，把全队21名同学逮捕，送到巡捕房。路上，我们把宣传队的队旗伸出车窗，一路唱着歌，看起来很有趣，好像这辆车是送我们出去宣传的。过了大约个吧小时，又有警备司令部的红色警车开来把我们转移到警备司令部。后来听说，关在警备司令部的都是重要政治犯，进入后就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可能国民党当局为了吓唬我们，故意把我们关到那里。但是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还是高高兴兴地在牢房里又唱歌、又跳舞。同时，只要有人员走近我们，我们就宣传。所以，他们白费心机了。更有一个绝好的条件：我们女同学的牢房和男同学的牢房窗口正好对着，这中间只隔1个院子，我们可以通过窗口互相对话，双方可以随时交流情况。在我们窗户底下，有几口大缸，上面漂着一些白色和绿色的悬浮物，缸里发出恶臭，我们以为那是几口大粪缸。一会儿有人来从大缸里捞出几棵烂菜。不料，一会儿饭菜送来了，远远就闻到那股臭味，原来就是从臭缸里掏出来的菜。我们气愤极了，拒绝用餐，并把这情况通知了男牢房。不久，从男牢房传来消息：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学生，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否则我们坚决绝食。就这样，我们两天一夜米粒未进，，每次饭菜送来，就原样撤回，直道我们获释。

     男牢房里的邢幼青同学把《跌倒算什么》这首歌改编成《坐牢算什么》，并教会了女牢房中的女同学们。原来那首《跌倒算什么》的歌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在前进！”

     改成《坐牢算什么》后，歌词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其中“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这两句话还有个来源：在我们宣传大队里，有1名女中学生，她家里知道她被捕后，就托人情，把她保出去。看守来通知她出去时，她问：“是全体一起出去，还是光我1个人出去？”当她得知光她1个人出去时，就拒绝出去。她说：“除非全部同学一起出去，否则，我决不独自出去！”大家被这小女孩的豪情壮志打动了，就把“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两句歌词改成了“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显示了我们是共患难、同生死的战友。最后，这小孩果真一直坚持和我们一起绝食，直到和我们一起获释。有了这首歌，大家的情绪就更高了，男牢房、女牢房此起彼伏地不停地唱，唱得反动当局心惊胆战，可是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后来，在学校的努力、外界舆论的压力和我们在牢内的坚持斗争下，反动当局被迫把我们释放了。我们昂首阔步，高唱着《坐牢算什么》走出了警备司令部的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