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凌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驻军在湖南省攸县，准备衡宝战役，然后进军广西直至海南。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我在政治机关工作，个人经历极为平凡，今时已老时而问自己，此生此世何以度过？有时觉得壮观，有时觉得遗憾。特整理这篇文稿以作纪念。
命依亲人念大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1942年夏天我们膠东公学驻在海阳青山。青山周围环山林密叶茂是白天在野外上课的理想大村庄。伏天炎热我患了痢疾住进校卫生站，白天随班上课晚上不参加站岗放哨。一天傍晚杨指导员来看我，说：“日本鬼子今夜要袭击我们，学校马上转移，你随卫生站走，还是回班？”我没想太多，便说：“愿意回班。”全校师生不满300人，经过一夜行军拂晓前到达崖子村外时，就听到村里有哨子声。前卫报告日本鬼子正在集合，全校队伍马上向北山转移。师生爬上北山天已大亮，突然从来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大家以为日本鬼子跟上来了，师生迅速疏散跑进森林。
日本鬼子在崖子、青山一带扫荡了几天缩回据点后，学校召开追悼会。这时我们才知道前几天枪响是日本鬼子扫射卫生站的病号队伍，有6位同学被打死。我有幸逃过这一劫，从此，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扎根于内心。
夏去秋来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从未停止，并采取“长途奔袭”战法瞄准根据地某一目标，夜间奔袭白天围割。我校被迫采取“拂晓上山，白天下山”的对策。秋天昼暖夜凉，我鼻子出血倒在了山上。醒过来躺在了土炕上，有人给我一碗汤药，喝下去又睡着了。第二天上午醒来，护士说：“这里是膠东医院，你一个人住这里由我护理你。”中午身体非常难受医生来看过，护士端来一大碗汤药给我，真难喝，喝下去把药全呕出来，又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听着有人在说话，我就张大嘴使劲喊，但喊不出声来。我睁开眼睛看眼前漆黑一片。过了一会一个带口罩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他开口说：“小同学醒过来了，活了。”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第四天，全身红肿，头发脱落，高烧，鼻子又出血。医生决定给我打针，是肌肉注射，隔一天又一针，病情这才渐渐稳定下来。我病的下不了炕每日三顿饭由护士打来。晚间护士在煤油灯下看护着我。我对护士说：“离家半年多日本鬼子扫荡把我整成这个样，我想回家去死。”护士问我家在哪？两个人口音一致该是同乡吧！我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她说叫伤寒也叫回归热。我还问她好不好治？她说：“不好治得靠自身的抵抗力。”护士安慰我说：“我姓迟是石岛北面的迟山西村人，年龄比你大就叫我迟姐吧。你现在好多了，放心再治几天，就可以回学校了。”我问：“这病传染吗？”她说：“传染，所以让你一个人单住。”我又问：“你不怕吗？”迟姐说：“大家都来打日本，干革命是亲人。看你快不行了院长特批，给你打的针是从敌占区烟台买来的，千万记住这药针是救命针。”我永不忘我这条命是缪东医院救过来的。生命虽属于我个人，但已归属于打日本干革命躯体了。迟姐说：“抗战胜利后，你长大了学许多知识，要往远处想。”虽然我们从不相识，但如同亲姐弟。
我的病有好转后，有一天房东大娘拿着4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柿子，放进炕前的粮囤子里闷上，说过几天我就可以吃了。大娘问，“小同学，你不是本地人吧？”大娘接着说：“你病成这个样，现在大有好转，村里人真都为你高兴。你还不知道你的小棺材都准备了，就放在咱家门口东面。在村西头小山坡前，还挖好了坑，准备把你埋葬那。村里人舍不得你走远把你留在跟前。”我听了大娘的一席话，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大娘又说：“迟姐说你想家，你家都有什么人？你多大了？”我告诉大娘，不满15岁家里有祖母、父母和弟弟妹妹。大娘说：“你是个未成年人，住在我家就是我的孩子。你离家读书打日本处处有亲人。”我问大娘：“我病成这个样子谁肯要我？”大娘说：“怎么是谁要你？你在我家养病我家就是你家，日本人来了有大妈。”（大娘和大妈本来是一个称号，但在我们山东老家大娘是统称大妈是亲称。）我高兴极了天真的问：“大妈！我口音与当地人不同，日本人也不傻能行吗？”“你都病成这个样子，脸浮肿煞白煞白头发都掉光了，两条腿又不好使躺在我家炕上，日本人更怕病人传染给他。”大妈的真心话说得我热血沸腾。病情大有好转后，我回到学校杨指导员领我去见校长（1946年在辽宁省凤城县委任组织部部长），校长对我说：“考虑你的口音还是回家养病好。你一个病人现在一天顶多能走20里路，走到你家文登要半个多月你自己走实在不放心。我给你开个通行证盖上膠东公学的公章，拿着这个证明路经村子时，请各村长安排你的食宿。”随后，校长又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拿出4张油印的出差小票对我说：“这是我个人的特殊出差票，拿着它可以向村长要牲口用，一张小票跑20里4张80里，通过敌占区时，请各村把你倒过去。路上要多加小心，回家把病养好再回来。小同学就你的意志前途大有希望。”校长的话我今天还记着，特别是最后一句，激励着我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我独自离开学校那天，全校开大会纪念前苏联十月革命节。
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没有情？我恨日本侵略者，我爱膠东公学，我感谢膠东医院，我不忘迟姐，更不忘我房东大妈。
进军路上班务会
山东抗日大学在平日每星期日晚上有班务会，由班长点评本周每个学员的表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山东抗日大学全体人员向东北进军，9月下旬到达膠东的掖县城休整一天。早饭后班长指定大家去城壕沟洗衣服。濠沟水很脏我独自在房东家的菜园用井水把衣服洗净，然后擦洗枪支。自己觉得晚上班务会上一定能顺利通过。班务会开始大家抱着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等待班长点评。班长点名批评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批评我不听指挥违反三大纪律第一条。接下来检查武器保养，每人4颗手榴弹颗颗完好。然后检查枪支，我的枪是汉阳造擦洗满好。最后检查子弹，那个时代子弹宝贵每人只发给8发。检查到我的子弹时发现其中有1发，弹头牢牢，但是，壳内无药。班长问我火药哪去了？我答不上来把我很批了一通。班务会结束大家打开背包睡觉。我躺在草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本来想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结果是挨批的一天。“不服从指挥”，“没保养好子弹”，这两条都是原则问题我接受不了。我到抗大后编入八队八班遇上了我们这位姓毕的班长。洗衣服为干净只是没请示他。子弹壳内火药没有了我怎么知道哪去了！想不通一夜没睡。
第二天部队向龙口进发。行军中不见了炊事班的老战士。传达说：“他们回膠东原所在部队去了。”七八队学员再去抗大时改名叫膠东训练大队，队长、指导员、炊管人员将由膠东军区配备。
当时行军路上议论最多的是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多数人不赞成去，不想信蒋介石有诚意，抗战期间挑起摩擦胜利后不打内战才怪呢！国共两党谁胜谁负肯定要经过一场较量。我们这些学员对战胜蒋介石充满信心，党带到哪就去哪，为战胜蒋介石抢占东北理所当然。
部队在行军中，闷闷不乐，被班里慕全伦同学看出。他小声问我是不是对昨晚班务会有想法？我说是。他又冒出一句：“你受委屈了！”我真幼稚。
通常长途行军每走一小时要原地休息10分钟。老慕把我叫到一边，说：“每个人面前都有大是大非，不抗日、不革命、不同蒋介石斗争到底这是大是大非。班长批评你不守纪律，不爱护子弹是小是小非。政治课不是讲过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就装不下，何苦搞的自己闷闷不乐？”
老慕的话点醒了我。走到龙口全体更衣换上膠东的粗布黑色棉便服。要乘船了每人带一周的干粮我主动去领。开船后许多同学晕船唯我不晕，排长要我为全船站岗，观察美国为蒋介石运兵去秦皇岛的军舰的动向，若是靠近我们这条小帆船，就立刻报告排长准备战斗，此时此刻马虎不得。
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经过对班务会上小事的思考，似乎有些觉悟，真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小是小非面前自然不必问是否糊涂，可惜我懂得这个道理太晚了。
冒闯医院话日本
山沟里走出来的兵冒险闯入日本陆军医院，以胜利者姿态站在败者面前，行使国家主权应当说是很神气了。但我当时的感觉 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叫接管？什么是行使主权？当时好像是稀里糊涂。
1946年3月初我军与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在辽西展开了进军东北的首次大会战。我军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出现了较大的伤亡急需有后方医院。当时我在辽东军区后勤部新开岭办事处当干事。突然接到安东（现丹东）电话命令我带一名通讯兵速去五龙背接收日本医院，在情况不明下懵懵懂懂地上了路。
新开岭办事处位于深山煤矿区，去五龙背由滚水上车经凤凰城转车，那时旅客火车没有准点，江平教导员命令我坐运煤敝车，星辰赶到中途不得拖延。到了五龙背，为了能紧急接收伤员独自闯进了日本陆军医院。日本翻译在走廊里见到了我俩，把我俩上下打量一番。一个在腰上挂一支左轮手枪，一个身背一支日本“九九式”步枪。满身煤灰要见日本院长。日本翻译把院长领来，我对他说：“我是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后勤部的，前来接管你的医院，领导随后就到。”日本院长一听接管伸手向我要公文。领导未到哪来的公文？我灵机一动说；“我们俩个军人就是公文，你马上安排我们住下,听指挥接收前线下来的我军伤员。”随后，他让翻译官把我俩领进一个小空房间，只有水泥地面上放着两张“他他米（草垫）”，这就是给我的宿舍和办公地点。放下背包洗去脸上的煤灰后，在走廊里转转。有个大房间已住进了我军的伤员。伤员见到我就问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早不露面？我解释说，刚刚到可他们不信。我们的伤员既然进来了对医院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但我对医院工作完全是个门外汉。第二天把日本院长又找来，要求他对医院设备进行登记造册。日本院长见我是一个土包子，问我怎么造。我说：“你们医院有什么就造什么。”日本院长说：“有50多个日本伤兵正在治疗造不造？”这明明是要讲条件。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八·一五”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这个小院长讲什么条件。我向他讲：“接管医院你无条件可谈，服从我军指挥，把日本伤兵集中到一处，腾出房间接收医治我军伤员。”日本院长听了不表可否。
五龙背日本陆军医院是个小医院，只能收治四五百名伤员。医疗设施也不全，日籍医务人员时时不告而别返回日本国。全院分两处一处在五龙阁靠近西山风景区温泉发源地；一处在水明庄是院本部和家属宿舍所在地。五龙阁到水明庄中间有条岗，岗下埋有温泉水管道大家称它为龙背。
第三天，我方的院领导还没有来。日籍医务人员对我军的态度，仍不清楚，他们虽然不是实枪荷弹的侵略凶手，但也是侵略者的组成部分，他们手中的医务技术能否为我国内战服务，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个疑团。
第五天，日本翻译官突然通知我说：“五龙阁宾馆有人要见我。”我正在犹豫时来了一位我军首长的警卫员，他把我带去五龙阁宾馆。五龙阁宾馆是五龙背旅游区内日本人的高级宾馆。我进入楼内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位我军首长，他自我介绍说：“姓黄，辽东军区卫生部长。你们的院长，教导员很快就到，今天你先与日本院长见个面。”我一听大悟，原来我乃私自闯进日本医院的。日本院长由日本翻译官陪同来到客厅，我对黄部长说：“我们曾见过一次面。”部长说：“见面吧！”日本院长向黄部长行了个鞠躬礼，说了句：“是”。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黄部长在五龙阁高级宾馆，接收五龙背日本陆军医院的仪式。之后我回到水明庄。
第六天，黄部长要我跟他去访问水明庄的日本专家，他们用英语交谈。离开后部长说：“刚才访问的这两位学者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请他们为我们伤员服务。”
我军伤员从前线不断地运下来，五龙阁、水明庄两处床位全满，治疗、护理、搬运，全用的日本人。伤员们因见不到中国人影出现很多疑问，我到病房去他们把我包围起来说什么话的都有，领导没来我什么也回答不了。无耐之下我便去五龙阁找黄部长，部长已开拔。我一边守着自己的伤员，一边看着日本人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治伤，我实在招架不了。
第七天，院长赵明政，教导员朱敬之终于来了，可把我解放了。何成想院长和教导员的困难比我还大。见不到卫生部长，没有中国医务人员连通信员也没有。
革命是逼出来的，各抗日根据地是闯出来的。从两位领谈话中我才知道是朱敬之教导员要我预先到五龙背来的。他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党员干什么？”此时我满肚子的气全消了。一个光杆院长、一个光杆教导员、加上一个干事、一个通讯战士就这么4个人就把五龙背日军医院接收过来。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安排。
半年过去，前方暂时停战，伤员被治愈陆续出院，日本人一批一批的被遗返。为防止国民党军大举向南满进攻，院长领着几个人去大连皮子窝新建了一个大的后方医院。
转瞬间60多年过去，五龙背医院为我军治愈多少伤员我没有数据，经医治无效的伤员遗体埋葬在五龙背西山上。现在，我只能在遥远的哈尔滨向五龙背祝福，祝福五龙背把这段历史铭刻在背上；祝福五龙背把英烈的遗骨化在龙体上。
钻出“敌腹”忆敬之
传闻我做过侦察连长没有这回事。我曾跟随科长执行过侦察任务从国民党军“肚子”里钻出来。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辽东军区后勤部奉命分两路向长白山脚下临江撤退。南路由安东（今丹东）乘火车经朝鲜的新义州、新安州、满浦到集安转去临江。北路由安东经宽甸、恒仁到集安转去临江。
我从五龙背跟教导员朱敬之到了后勤政治部后，他任保卫科长我当干事。保卫科也分两路后撤，科长带警卫员、老毕和我去警卫营在部长张振华指挥下后撤。后勤警卫营是来东北后新组建的部队缺乏实战经验。撤到拉古哨至宽甸一线被国民党军抄了后路困在了深山。第二天上午张部长决定当夜突围，地点选在团山子北一个沟口，突围后到大白地集结。我们4个人的任务是化妆侦察，上午出发下午到达突围点，侦察好情况后当夜随部队一起突围。领受任务后立即出发不走大路穿山越岭，一路上没碰上蒋军，下午跨过公路后隐蔽在山坡柞树林中。傍晚，为国民党军修工事的民工们扛着铁镐从团山子过来，科长带我们下山混进民工队伍中。据民工说，团山子国民党军大概是个团部，有一股子正在集合很快要开过来。太阳落山时果然有一股敌人向北开来。我数了一下共221人，两匹马上有人，还有9匹马驮机枪、迫击炮。
科长命令我们观察这股子敌人住在哪？对我们突围是否有威胁？路旁有个村庄敌人进去后就不走了，这个村庄距我们突围点约五里路。
为察明这个股子敌人的动向，科长将我们4个人分为两组进村，他和警卫员走在前面，我和老毕随后，进村遇到一口井，国民党兵正同老乡在那打水，我们没干扰他们就进村了。村里国民党兵乱哄哄，抓鸡的抓鸡，杀猪的杀猪，家家户户都点着灯，200多人住在哪？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我们也未搞清。科长判断这股子敌人今夜不可能移动，我们去团山子北沟口等部队通过。一边走一边唠，科长问：“做侦察兵怎么样？黄昏摸鱼有门道吧？”我们说有门道神不知鬼不觉就是肚子饿，不久到了沟口。那时侯没有表约莫夜里快十点了，沟口有户人家没有点灯，据说，沟里还有一户人家后我们便去了沟里。这家人见到来了4个武装便衣，瞪着眼不敢说话。科长请他给备饭。饭不能白吃，可身上红、白票子都没有只好打张白条。科长写：“今有4个人，在此吃饭，晚早两顿，留下字据待政府归，见据偿还。”落款签上南满游击小分队，队长某某某和时间。老乡不收这个条子，因离团山子只有三里路怕是国民党便衣。科长叮嘱我们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在这打游击，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助今晚就住在这。
科长向老乡问：“区政府在哪？”老乡说不知道。科长对老乡说：“请放心，他们会回来的。”
本来约定部队路过时找我们，天已亮怎么没有一点动静。科长马上领我们去沟口查明队伍是否路过。听老乡说：“昨夜来了两个骑马的。还问我们见到4个便衣没有？”科长说：“糟了，那是咱们的侦察员。”科长又问：“有没有大部队？”回话：“有三四百人，还有个骑马的人南方口音。”科长把我们带回沟里，我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好自己走自己的了。
饭后4个人沿山沟小道走着走着看见右面山头上有国民党兵。避开他向东费了牛劲过了一道岭，顺着沟向山外走。科长说：“你们藏在山坡上，我一个人先到沟口去看看，过一会我不回来你们就出山。”不大一会有枪声响，我们想一定是科长遇到了敌人，我们立即“上顶门火”隐蔽在大树旁准备战斗。老毕说不能在这等应下山支援科长，我们3个人从林子里跑出来往沟口跑，科长从沟口那边也跑过来后面跟着6个国民党兵边追边喊边乱放枪。科长示意我们往山里撤。甩掉追兵后我们问科长刚才发生什么事？他说：“下山刚出沟口见一家人正在办喜事，进院后碰上两个国民党兵醉里歪斜地朝我走来，事不宜迟我就开了枪。两个醉鬼倒地屋里又钻出来几个，我一看寡不敌众，撒腿就跑。”虽然没叫狗崽子打着但咱们暴露了。科长说：“不妨,设法往外钻，一时钻不出去，就在国民党‘肚子’里闹。”像打日本鬼子那样游击起来。
中午肚子饿，我们顺着流水沟走，来到孤零零一户人家。有5间正房院内放着马车，但圈里没有马。科长探问说：“我们累了能不能把马借给我们用用？”老乡说：“早饭后来了几位弟兄把马牵走了。”弟兄二字说明国民党兵来过。科长发现这家人不喜欢国民党，便亮出了我们的身份，请求供饭，大葱大酱大饼子饱餐一顿，又留下白条。科长再三告诉老乡说：“国民党尾巴长不了，共产党回来后，这条子管用。”饭后，科长考虑到国民党兵还会回来，转身问老乡：“这附近有没有八路军家属？”老乡说有，山后老江家二儿子当八路。科长点点头说：“走！找咱们家属去。”
爬过山来到军属江老汉家，我们作了自我介绍请他帮助带路，他答应送到沟口。黄昏降临来到沟口迎面过来的又是为国民党军修工事的民工。江老汉向他们打听情况后，说：“这个村住有国民党兵，你们到村东头的场院避一避。”我们按江老汉的指点，进了村东头场院隐蔽在草垛后。借晚霞余光往西看约50米处有国民党兵正在集合，我们匍匐进入前面沟旁的小林子里。
突然，有马蹄声朝我们走来我们趴下不作声。不一会有开门声、水桶声大概是在饮马。我们从林子里走出来沿小沟趟子往山岗上靠近。黄昏后我们判断道口处若设有岗哨必是双岗，冲过去就是胜利冲不过去就牺牲，是文过还是武过？听科长指挥。科长低声耳语说：“你们趴在这等我，我一个人目标小摸上去，如果没有敌人我装小鸟叫你们马上行动。如果有敌人我回来设法干掉他。若是有枪声你们迎着枪声上夜里谁也看不清谁，一两个哨兵不顶用一下子就冲了过去。”眼前是一道黑糊糊的山岭，东西两边山包上生着火。秋天的夜晚寒气袭人，国民党大兵们只顾个人取暖谁有心放哨。小鸟声传来我们3个人飞速上了山岗，到了道口一看是一条人与畜的通道。科长指挥我们从这个空无一人的道口突了出去来到路旁一个小铺。听老板说：“昨夜有队伍从这里经过骑马的人是南方口音。”科长判定是自己的警卫营。此时我们4个人进入空白区（就是两不管区），找村长，三个村干部发楞，科长告诉他们我们刚从那边突出来，咱们区政府的人在哪？村长说：“昨一整天国民党军没行动，区上的人联系不上。天黑下来了，谁知什么时候亮。”科长说：“天总会亮的，现在我们处在困难时期，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科长问：“往东走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鸭绿江，村后有条路往东北走是大白地。”一听大白地心里亮了那是我们突围后的集合点。科长问：“怎么走？”村长说：“一条是水路坐船去快；一条是旱路走起来慢。”告别村干部上了路去鸭绿江边。走着走着科长要我们返回但不进村绕到村西头沿一条小路往深山里走。远处山顶上国民党军生着火，近处黑洞洞是山沟，眼前再也没了路。就在忐忑难定时山间隐隐约约出现火光，科长带我们向明火奔去。到跟前一看是烧炭的土窑，一个小窝棚住着老夫妻俩烧炭人。4个大汉突如其来吓得两位老人目瞪口呆，科长急忙解释我们是好人迷了路来到你们这里请发慈悲给点饭吃。老人家啥话没说烧火做饭，饭后科长只好又打了白条。窝棚里只有一个小火炕，老人让我们在炕上挤，科长说：“咱们今晚就卧在两位老人身边，火炕留给老人，托老人的福安全过夜以待明天。”
天亮后，已是离开部队的第三天。我们问科长昨夜为什么从去江边的路上突然返回？科长说：“你们没注意，村干部有一个说怪话斜眼盯我们，我怕他不安好心假装过江实则入山，宁肯困于深山靠近敌人过夜，也不冒险乘船上当。我们来到大白地，大白地有百户人家乡亲们供我们饭吃，菜中带肉感到奇怪。他们说是咱们部队走时留下的。饭后留下白条按乡亲们指的路线走到天黑在一个村头遇到我们的警卫营岗哨。
我们看到张副部长带领部队安全的突围出来非常高兴。首长说：“我以为你们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又想不可能，或许遇到什么情况。”我回答说：“科长没被敌人抓去，倒把敌人干掉两个。”首长问明情况后说：“你们4个人从国民党军“肚子”里钻出来，一路上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遵守纪律，我这个老红军战士打心眼里佩服。”又说：“咱们的撤退任务胜利了，一个警卫营一个人不少，完全保存下来了。”
辽东军区撤到临江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名为南满军区，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南满分局，指挥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保卫临江。科长支持我们的请求把我们送到军区组织部，经汪淮湘科长介绍去了三纵，从此再没有见到过我们的朱敬之科长。后来听说他在四十二军任检察长。
琼州海峡夜偷渡
偷渡琼州海峡是解放战争史上一次特殊的战役。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有些单位收集文物，我找出来一件穿过的旧汗衫上面印有“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赠，解放琼崖纪念”字样。面对这件旧汗衫当年渡海的情景好像又回到了眼前。
我们师在1948年辽西会战结束更名为陆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1949年北平解放入城时,一一八师代表步兵入城。大军南下驻进武汉参加衡宝战役后，靠两条腿日夜兼程进军广西，后来到雷州半岛。面对琼州海峡如何飞过去解放海南岛成了步兵的难题。
当时，我们保卫科科长王可夫对全科人员渡海的设想是一部分通过琼崖纵队秘密通道渡过去，另一部分随大军偷渡过去。
1950年3月上旬的一天，科长带警卫员和我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安港口会见3个人，两位是琼纵联络员,一位是商人。经研究决定当夜由商人将我们带进海南岛。晚上临上船时商人突然变卦说：“他从海南过来时白沙港有了国民党兵琼纵的人撤走了，不能在那登岸。”我们师的侦察连长就是通过这条渠道潜渡过去的现在不通了。另选登岸地点，商人表示，事先未同琼纵联系好无法保证安全。联络员与科长高议，一名联络员也随船偷渡，但商人仍表示不敢担保；给增加银元商人还是摇头，通过商船潜渡海南行动落空返回到徐闻。
潜渡不成转为随部队偷渡，科长命我1个人去原所在的354团政治处请孟北群主任把我带过去。孟主任说：“你是师里来的干事，去连队指挥用不上你还得派人照顾，你随炮兵参谋去炮连吧！”团直属有两个炮连，一个是战防炮连直射打坦克、攻地堡，一个是重迫击炮连曲射打步兵。参谋选择重迫击炮连，是一条小船，船上清一色重迫击炮,全船加上我们俩不满30人。
1950年3月18日第三批大规模海上偷渡在雷州半岛西南端灯笼角起航。当日太阳落下信号升起，各船起猫。在文工团的歌声中随风扬帆告别半岛开进大海。我们是步兵，纵然有偌大本事也无法施展。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让我们的双脚登上陆一切都属于我们的了。船队在夜幕笼罩下徐徐随风航进。当船进入大海后队行全变，信号联系不上各船成了独立作战单位。
夜深了其他的船一概看不见。船行到中流天不作美停了风。帆船无风是无能为力。排长命令，按海上训练时的要求以锹代桨划行。不久，从东边射来探照灯光横扫海面上只只单舟，敌舰向我船队发射机关枪，闪光弹划破天空，有的船桅杆中弹，有的船帆被击破。突然间听到了我们的机帆船全部发动，从声音中判断是向敌舰逼近，我机帆船上发射的是高射机枪，双方对射闪光弹在空中交叉。敌舰探照灯熄灭了向海口方向逃去。就在此时老天开恩送风，各船很快通过了中流，向海南岸边逼近。望岸心切4发绿色信号弹升起连续3排，枪声大作前沿部队登陆了。排长问参谋是否开炮？参谋问距海岸还有多远？回答约百米。同意向纵深轰击支援前沿。3发炮弹射出后，因船舱漏水严重，射击被迫停止。
船向前行，出现滩头，战士下船登岸时遇到国民党军在退潮时挖的海滩壕沟水很深，上岸后面前是一片陡峭爬不上去，变换方向后全船战士才登上了陆。海南岛与雷州半岛两地陆地没有太大区别，只因一峡相隔，为我军解放海南造成天然屏障。登路后天已大亮，战士们爬出战壕扛着炮身，背着炮弹向纵深跟进。在左前方有国民党汽车，一阵机枪扫来随行的354团3营书记左腿中弹。国民党兵从汽车上跳下来与我们抢占山头，我军抢先占了制高点架起机枪就扫，把敌人压在半山腰上。用迫击炮轰敌军乱阵滚下山去。迫击炮转向汽车轰击，战斗很快结束。西北方向敌人的海防炮突然改变了射击方向，告知我前两次偷渡的部队已控制了海岸至此第三次偷渡成功。第二天占领澄迈，第四天占领海口，1950年3月30日我军进抵天涯，红旗插在琼崖南端三亚榆林港。
解放前的琼崖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十分困苦。如今的海南岛在中国版图上独立为一个省，向全世界开放，发展成为中国南方宝岛，游人归来赞不绝口。我也想能有一天故地重游。
后叙一则
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当时不允许坐下来整理，记忆中我第一次犯的错误是在行军途中发生的。
1950年5月海南岛战役结束，部队奉命北上过了湛江宿营于一个村庄，夜间四连四班一个战士丢了枪，后来又从池塘里把枪捞出来。当时，我是团的保卫股长此事件为我本职工作，接到报告后立即去了四连。部队在行军中无法考察现场。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留下了疑团。
据该连连长和指导员介绍早三点轮到四班上岗，该战士从蚊帐里出来找不到自己的枪。据上班岗提供夜一点左右听到池塘有落物声，连长命四班长下水找，四班长在离岸边不到3米远的地方捞到了枪。连里认为丢枪与当地人无关，如果当地人偷枪不会当夜扔进池塘。四班长一口咬定丢枪与副班长有关。为什么与他有关？因为他曾在国民党特种部队里当过兵，还经常在班里制造事端。
班里三名党员战士的看法一致，认为丢枪与班长、副班长不和有关。副班长的意见枪找到了到时候自会有定论。他说：“请领导放心，如果与我有关接受处罚。”连里的意见，此事不列入破坏武器事件，但副班长来历不清应列为政审对象。丢枪战士在东北参军出身农民继续考验。其实，这件事纯属人际关系问题我却硬往政治上挂。
1950年6月部队从广州乘火车一直开到安东（今丹东）。9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赴朝鲜战场一打就是3年，两位班长在战火中都经受了考验。
1952年我回国开会返回朝鲜后回到团里，有一天政治处主任张仲先要我找副班长谈话，宣布解除对他的误会并赔礼道歉。
我同副班长坐在朝鲜式的大炕上问他知不知道找你有什么事？他说教导员告诉是行军路上班里丢枪的事。我说，入朝以来你经得起考验相信你是一位好同志，他连说了三声好。我问知不知一直在审查你，他说，我是天然的被怀疑对象因为我在国民党特种部队当过兵。
我们俩开心直腹没有了隔阂，我又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你若真心待我，我以真心还你。当时，你为什么不想想。班长下水，离岸边不到3米，亲自把枪捞上来。”我说：“你当时咋不提醒我？”他说：“我曾是国民党特种部队的兵，越提醒你越会生疑不如少说为好。”我问：“那你为什么说如果是我干的到时候我会自动交待？”他说：“很明显，这件事是冲着我来的。”我说：“当时没有证据只能靠觉悟，你这么说合上拍了，冤枉了你两年，责任在我向你道歉。”我对他说：“这件事现在可以断定与你无关，但是又没有证据是何人所为。你能提供证据吗？”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来一张纸条交给我。纸条上写：“这张纸条作证我是清白的。出国作战如果我被打死了，这张纸条作证我是清白的。我要求入党战场上考验这张纸条作证我是清白的。”纸条落款日期为1950年9月18日，即我军入朝鲜作战的前一天。当听到我说：“证据有了。”他突然转向我大哭，边哭边说：“我是个没了父母的人今天终于见到了亲人。”
我俩谈完话把纸条还给他，他自已回连队去了。我问自己,这张纸条写了三次“作证”，他是在对谁说的？
我和副班长谈完话去向张主任汇报。主任正在与营教导员通电话要营党委将拟提升的排、连级干部名单报团党委，其中指名副班长破格提为排长，还请指导员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向主任汇报副班长纸条的情况，主任说：“很值得思考把一个战士想成这个样，这哪是纸条是人家的诉状”。主任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是，事情的经过证明我犯了错误。只能在此记叙一笔借以自责。
作者简介：萧凌云，中共党员，1927年生，出生地：山东省荣成市，1945年参加革命，1958年来哈工大，1988年离休。离任时任哈工大实验室管理及物资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