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春
时光荏苒，我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变成了耄耋之年，在安享幸福晚年的宁静中，有些记忆总是无法忘却，那是有关青春、国家、抗争的记忆，是有关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一些记忆。今天，我把这些记忆整理出来，或许对后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有些作用。
一、五月被捕
日本宪兵队要抓我，事先我已察觉，因为我的联络人杨辅仁突然失踪，那时我不知道杨辅仁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反满抗日的，他的失踪无疑要牵扯与他有过来往的人，我是其中一个，日本人必要追查。
1943年5月初，我去王兆屯兵营给同学送东西，当时交通不便，从上午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后，才回到单位。到单位，下班的人还没散，大家见我回来了，就说：“今天大兴公司支店来电话要每人写一份简历统一送过去。”我问“写这个干什么用？”都不知原因。正说话间，支店就来电话找主任，说你们的李育春怎么没写履历来？我们主任说他今天请假去办事刚回来。电话里就说让他现在就写送过来。当时我写完，主任就乘车往道里支店送，据主任回来讲，在道里市府前碰到日本支店长就交给他了。次日早刚一上班，支店就打电话找我问，“你弟弟在成德大兴公司营业所工作，我们在地图上查找怎么也没找到这个‘成德’”。当时我就说我把 “成”字写错了，不是成功的“成”，应该是承认的“承”。那边马上就说对了。当时我想太明显了，昨天我没写履历表送去，支店马上就知道缺我的，我把弟弟的地址写错了，马上就找地图。他们对我该是多么注意了，很明显是要抓我。
因为挂电话的人是经理的儿子，平素认识，我在电话里问他要履历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主要是这两天，总来几个日本人到日本支店长屋里去，不知干什么，他说可能是警察局的。放下电话，我有五雷轰顶的感觉，知道大事不好。又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压力太大了。
过两天上班不久，就进来两个人，一个矮胖子和一个瘦高个，都穿便衣。很明显胖子是日本人，瘦子是中国人。进屋找主任，我一见就知道不好，转身就进了里屋宿舍。宿舍窗子正对着办公室，我偷眼外瞧，我们主任把两个人请进屋里正好背对着宿舍窗户坐着，然后见主任把我们单位的员工名簿交给两个人，那个矮胖日本人一篇一篇地翻看，凡是看到我那儿的就不动了，反复仔细看。时间不多，看完了和主任谈了些什么没听见，然后两个人就走了。主任也没告诉大家什么事情。我们更无权过问。主任把两人送走以后，我就更加明白事情已严重到了极点。
第二天会计刘聚要到太平桥对保（每个员工都要有保人，每年都要对一下）。当时我和主任说：“今天要是没有啥事，我和刘聚一块去对保吧。”主任答应了，直到下午一点才回到单位，一进门同事们就说：“你可回来了，上午有一个由承德来到牡丹江出差的人，你弟弟托这个人给你捎来东西，我回来后叫我到升平街旅馆去取，我说叫他把东西留下来不就得了？”同事们说：“他说必须见到本人才能交东西。”我一听太明显了，几天来所发生的事都是冲着我来的，我饭也不吃了，回宿舍就倒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所措。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办事员黄万邦和会计刘聚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取东西？”，我说“不要了。”他俩看我真的不去取，就说“我们俩替你取来？”我一听就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他们俩走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说：“升平旅馆无此人。旅馆的人说他们道里还有分旅馆，到那边看看。”我一听就说那我更不能去取了。看我坚决不取，黄刘二人就说：“我们再替你取一次。”我说：“太好了，谢谢。”然后我就到后边厨房老师傅炕上倒着去了。一直等到下班后，他们两个才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告诉我说道里旅馆里有一个像商人的告诉他俩一定叫我自己去取才行，我问黄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俩一口咬定说是真的你快去吧。我看实在问不出真话，就说我马上去取。他俩催我快去，然后他们俩就进了经理室了。我一看不好，随后也进了经理室。看到黄刘正在和经理汇报什么。我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告诉实话？”
我看是问不出来了，就说：“好吧，我去取。”抽身我就出来从大门跑了。从北四道街通过新舞台剧院奔正阳大街（现靖宇街），经南三道街再到南勋街直奔南十四道街回到岳父家。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在对过邻居老赵家的吊铺上藏起来了。
临上吊铺前告诉我老婆“一会儿如有单位的人来找我就说我没回来。”果不其然，我在吊铺上就听到刘会计来找我，我老婆说没回来，然后就走了。晚上回到我岳父家睡在靠窗子的床上，只听得外面狗扒板障子叫。次日早饭后，又到邻居家吊铺上藏起来。一上午来了两拨人调查户口，查电灯，还指着墙上我的照片问我岳母“这个人是谁？”我岳母说是姑爷，晚上仍回岳父家，和我老婆商量，这里是不能住了，决定第三天晚间顶小雨跑到太平桥我岳父原来的邻居家暂住。两天过后邻居家就害怕了，说是这两天要查户口，我当时就明白了人家是要往外开我了。当晚又顶着小雨跑回到岳父家。晚间，狗不停地咬，我当时想起了在绥佳线小白车站的姑表哥在铁路上当员工，打算到那里躲躲会保险些。第二天上午叫我老婆到滨江车站买票。到车站他正看列车表时，旁边就有人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哪也不去随便看看。其实已经被人家跟上了。晚上8点多钟的车，商量最好能早点上火车站，而且我怕一个人上站半路上一旦被抓就不明不白地把人丢了，所以决定让我老婆送我去车站。
大约6点钟，由家里出来奔太古街，刚走出家门二三百米远，就被一个人从身后抓住了胳膊。这个人像个朝鲜人，小个子，戴毡帽，穿蓝布衫一双胶鞋，手提一个空菜篮子。看看我掏出手铐子，就把我铐上了。铐上以后，我的心情反而镇定下来了。把我和老婆一齐带到不远的太古派出所。然后出了派出所叫个斗子车，把我们捆绑拉到道外日本宪兵队。晚上8点多钟又带出来，正好有一辆黑色轿车等在门口把我们拉到南岗一个大院停下来（说明一下，从道外宪兵队陪送我们的正是从前到单位查员工名薄那两个人）。那个矮胖的日本人到屋里领出一个穿西服的日本老头，把我指给那个人说就是这个人，老头仔细看我一眼，啥也没说，就用车把我们拉出了院子，一直拉到现南岗铁路公安处小楼地下室，把我们两口子分头关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当年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前年，哈尔滨道外有个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在给哈尔滨地下工作者金剑啸烈士写的传记中，曾记载金剑啸被捕后也曾被关押于此）。
二、宪兵队受审
第一天进去时就把随身携带的200元钱还有手表、皮带等都收去了，每次站起来的时候，都要用手提着裤子。
监号里没有床，红油漆地板，5条军用毯子，当晚也没给饭吃。晚间睡觉时，铺两条毯子，盖两条枕1条。
第二天早6点放风上厕所。早饭前一直靠墙盘着两腿坐着，早饭给两个小馒头，一大杯白开水。每餐如此。前几天上火吃不下饭也不觉得饿，过3天后就不行了，饿的要命。吃馒头时掉的小碎渣都用手沾上吐沫捡起来吃掉，我想，有出去的那一天，一定先买2斤大煎饼吃。
上午开始审讯，审讯从始至终是那矮胖的日本人，那瘦高的中国人当翻译。审讯前都是日本人领我到院子里做几套徒手操活动身体。
一个写字台后面坐着那个矮胖的日本人，一头坐着那个中国翻译官。我坐在小日本的对面。由家乡谈起，到学校要好的同学、老师。又问哪个老师你最喜欢？和哪个同学最好。范围一点点缩小，最后自然落在王玺玉老师和杨辅仁同学身上。接着问“你的王老师和杨辅仁现在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笑了，说：“你真不知道？”我说“真不知道。”日本人说：“像你一样也被我们抓起来了。他们是反满抗日的八路军的情报人员。你不也和他们一样吗？你的情况我们全知道了。他们干了很多反对日本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在一起，不了解。”日本人说：“你很年轻，不应该和他们一样。你的同学杨辅仁把你的情况都说出来了，我们全掌握。日本人来中国帮助你们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很穷，很落后，将来建设好了你们会富强起来。那时你们富强起来不好吗？” 我说：“好哇”。
从第二天开始，都是用这种口吻审讯，主要是想从我的口中多得一些口供。但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其他情况。”我没有新东西供给他们。几天的过堂总是反复的问这些事。一共审讯了三四天，就再不审讯了。
有一天，最年轻的看监日本宪兵到我监房门前笑着用手比划着手势说：“你的媳妇上吊死了。”我听后说“死了好。”这里还有一个最坏的日本官，他隔两天就来一次，怎么都看我不顺眼，总想打我一顿，但监门不能随便开，他总把我叫到栏杆前伸手打我，但都被我躲开了，把他气的没法。我猜想他恨我的原因不外乎是想“你个小东西居然敢反满抗日。”后来，他发现我穿的西服上衣里边的衬衫上有像鞋带似的黑盘带，也叫我解下来没收了。
有天晚上，刚睡着，忽然间带进来一群白俄，每个人只穿着内裤，光着膀子，冻得直哆嗦，送进我监号一个，不大一会儿功夫给他扔进来两块黑列巴。我一看机会来了，我知道刚进来的犯人是吃不下东西的，我问那个白俄“吃不吃”，他摇头说“不吃。”我就把两块黑列巴都吃了，总算把肚子填满了。
三、王玺玉、杨辅仁其人
日本审讯官在审讯时反复审问我同杨辅仁、王玺玉的关系，从审讯中看，日本人没有掌握到我更多的活动证据。
这里我介绍一下王玺玉、杨辅仁其人。
王玺玉是我的小学老师。1925年我生于河北省临榆县蔡各庄镇（现为秦皇岛市辖），蔡各庄当时是临榆县（县政府在山海关）第二区一个比较重要的乡镇，有乡镇公所、公安局、保卫团、有3所学校：一为旧式私塾性的北校，教四书五经；一为新式的西校和另一女校教国文、常识、公民、卫生、算数等。我1932年由北校转入西校就读，这是因为西校正式名为临榆县第二区立第十一小学校。新任校长王玺玉为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生，擅于新式教学并爱好体育，他就任以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扩改，在原来小学课程上增加了英语和分数教学；开辟了大面积的运动场，比如，足球场、篮球场等；建立乒乓球台，为学生增加了运动课，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进取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学校聘请了几位年轻富有朝气的教师。王玺玉老师，他在讲课时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主义思想，深受学生的欢迎，记得有一次有几个朝鲜抗日志士路过蔡各庄，想到学校给学生讲讲当前的抗日形势，王玺玉老师获悉后，他就主动把这几位朝鲜志士请到学校给学生讲解当前的抗日形势。通过这一次主动请朝鲜志士讲课，又进一步使我增加了对王玺玉老师的认识，从而启发了我们的抗日爱国思想。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中间阶段，当时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了所谓《何―梅协定》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不得在华北地区驻军；同时在日本强力压制下，在华北地区又建立一个日本傀儡政权―汪伪傀儡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统治中国老百姓；当时在华北地区遍地都是贩卖毒品的日本洋行，扎吗啡、吸“白面”，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我一个同学的伯父、伯母和姑母都为此付出了生命，一个死在龙王庙内；一个死在日本洋行的门前；一个死在秦皇岛的大街上，其情惨不忍睹。王老师用这些日本人侵华的罪行和中国人惨遭蹂躏的事实来教育我们。为了生存，1940年我家已破产，本在河北私立昌黎汇文公署的我不得不离开家乡，和岳父来哈谋生，考取大兴练习生，就业于哈尔滨市道外区正阳街（现靖宇街）大兴公司，是一个日本人开办的当铺性公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王老师，但是王老师的抗日思想留在我的心里。
杨辅仁是我在蔡各庄的同学。他是我们同学中佼佼者，学业优秀、思想先进，并多才多艺，大约是1942年（记不太清了），来到哈尔滨，我们有几个同学曾聚会一次，畅谈各自的抱负和理想。
1943年8月间，忽接杨辅仁电约去吉林省舒兰县粮栈组合会面，见面后，他说刚由山海关回来，说小学王玺玉老师现在山海关伪警备团任中尉文牍，该团从前曾在我村驻防。杨告诉我王老师已经参加八路军地下工作，警备团的王团长也在这个组织内。杨辅仁说：“这次我去山海关，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知道我在哈工作所以回来发展我（当时，他未明确告诉我这是个什么组织，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北方局南满联络部联络员和预约赴延安学习的学员，任务就是收集日本人在东北的情报）。我听后非常高兴，就一口答应参加。然后杨辅仁给我讲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他说：“当时世界上有两大阵营，一是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家，一是以中苏美英法为首的反轴心国家。当时根据世界战争形势日德意已处下风就快战败了很快即要垮台。反轴心国家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小日本一完蛋我们就解放了，我们到那时也算是抗日战士了。最后他向我交待了回哈后的任务，主要是调查日伪的重要军事设施，有情况用糯米写信告诉他。他们会显影。”
回哈后，我时时注意探听这方面的消息。我是大兴公司营业所典当员，主任规矩严，我很难有时间外出。约在九十月间，去过一次南岗东大直街过烟厂不远，路南有一个矮黄墙大院，据说是个日本陆军兵营。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八区公园，听说公园中间有个大土围子，里边是日本空防基地（前不久，哈尔滨市体委史志办副主任、副主编李广东写的《八区那些事》里，谈到八区的历史变迁，谈到光复前那里曾是日本防空基地）。
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我借休息机会吃完早饭就到八区公园去了，我是从靠近道里道外铁路大桥的西北角进去的，刚走百米多远的林间，我回头一看，背后来了穿便衣的两个像日本人的家伙。我一想不好，就顺势倒在草地上。那两个日本便衣边说边从我身侧走过去了，走了几步后，两个家伙又冲我走回来，一个指着我问“干什么的？”，我起来后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回答说：“我是大兴公司营业所的所员，今天休息到公园来散步的。”两个便衣听后半信半疑的，然后转身走了。他们两个去的方向正是向土围子那边走的。当时我赶快就离开了，吓了一跳。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1944年初，忽接杨辅仁从舒兰打来的电话叫我马上过去，有急事商量。次日我请假去了。见到杨辅仁，他说山海关王老师来信了，信的内容是说：“王老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经商，叫我俩快去山海关，如果去晚了就不能等了。”当时知道这是往回调我们两个，经过商量，决定马上分头赶快办出国旅行证。因为当时山海关是国界，不能随便通过，谁先办下来谁就先回去。我回哈后，几天就办下来了，我给杨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办下来了。杨说：“你先去见王老师，我办下来随后就去。叫我在城里某一布店先找到我的同乡同学王雨滋，叫他领去见王老师。”
我想，这次一回去恐怕一时不会回来了。我弟弟李育成在热河承德大兴公司营业所工作，考虑把他也带回去。我买好从哈去山海关的车票后，马上给我的弟弟写封信，告诉他我坐的车次，由哈站出发的时间，过锦州的时间，叫他提前到锦州也买该车次的票，由锦州上车，在车上相会，同去山海关。这样，在锦州车停以后，发现弟弟果然来了，上车后就一起到达山海关。下车后，我和我弟弟去我的同学李靖源家住了一宿。次日早饭后去布店找到同学王雨滋，他带我去警备团找王老师。在警备团胡同口，叫我等着，他先进去找王老师，然后再出来叫我。王雨滋同学进去几分钟就慌慌张张出来了。小声说：“不好，快走。”他边走边说，进院后，碰到宋班长，问我来干什么来了。听说要找王老师，就说“赶快回去，王老师已经被捕了。快走，以后千万不要再找了。”听了王雨滋这么一说，真如五雷轰顶。我们又回到同学家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只能是先回北戴河老家等吉林杨辅仁来后再做决定。我记得到家正是腊月末，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家里只有妈妈、弟弟和我，生活非常困难。
左等右等不见杨辅仁回来，心里非常着急。后来同乡金永从吉林回来，向他打听得知杨辅仁在一天早晨上班途中失踪了。当时听后大失所望，知道杨也一定出事了，这时真不知该何去何从。本村小学校长王玺连是王老师的同族叔伯哥哥，我去找他商量。王校长说：“你是最后一个，年龄又小，不容易被发现，我看不如你还回哈尔滨去上班。咱家乡是半游击区，白天是汪伪政府，晚间是八路军天下形势极为复杂。如果在家乡被抓就没好了。”听王校长这么一说，最后决定还是回哈原单位上班。
1944年3月份，我回到了哈尔滨，不久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由于日本人没有掌握我的情况，只知道我同杨辅仁接触过，拿不到我的活动证据，只好作罢。
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哈市与长春、沈阳以及关内全部交通中断，我和杨辅仁同学还是联系不上。1945年后，我才获悉王玺玉老师和杨辅仁同学的消息：王老师是在伪警备团任职前就已参加了八路军地下抗日工作，当时他又在伪警备团内发展了一些同志，后来他们想组织一次反日暴动，把伪警备团拉出去参加抗日，但由于泄密或是被叛徒出卖而暴露，后被日本人秘密处死（详情不详）。
杨辅仁同学也由于参加了王玺玉的抗日活动而被捕，后被伪最高法院判无期徒刑。他由于多才多艺，在被捕前他曾写了一个剧本《一代婚潮》，这是他以他自己的切身经历而写成的，随后发表于长春（当时称为新京）的“《新满洲》”刊物上并获得当时的伪民生部大臣赏（1000元伪币），随后不久伪满洲映画协会（现长春电影公司）拍摄《一代婚潮》电影时，并把当时由于参加反满抗日而被判无期徒刑的杨辅仁从监狱中提出来作为艺术指导，电影拍完后又把他收回监狱。杨在监狱中接触到国民党分子，在日本垮台后，他就跟一个国民党分子去了吉林，出任国民党三青团组训部长，经常到各大学去做演讲。吉林解放后，他又在被包围的长春国民党部队里当一名军官，长春解放后，他被作为一个解放军官教导团的一员，被送到后方受教育改造，又由于他的才华出众思想敏捷，领导又看中了他，想把他送到沈阳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去受教育，期望他成才；但这时教导团里出了反革命案件，他本身虽未被牵扯，但也受到了这个案件的影响而作罢．之后，被遣返回吉林，随后不久他就返回原籍务农去了。一个民族战士，在阶级矛盾中，转到人民的对立面。
四、中国翻译杨会才救了我
那个日本人每天在审讯的时候总是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样子。连翻译（当时习惯称为宪补）都偷着笑他的迷糊样。审讯的时候，日本人问我什么事，我回答的不多，他替我回答很多话。我虽不全懂日语，但从他谈话的表情上看总是替我说了不少好话，从来不对我恶言恶语。有一天，那日本人被叫出去接电话，仅剩下我和那个宪补。我就问他贵姓？他说姓杨，我说：“杨宪补，这里就咱们两个是中国人，你能否救救我？”他说：“能，你放心吧。”我又问“那个日本人叫什么？”他说叫铃木曹长。日本人很快回来了，他回来后说：“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要离开。再一天审讯时，那个日本铃木又被叫去接电话，我借这个机会又问杨“你能救我吗？”他说：“头上有电灯，我会骗你吗？”当时他这样起誓，我非常受感动。我反复思考，他也很年轻，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几岁，可能出校门也不会太久。不见得就是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当特务，也不会一点民族感情也没有。
我监号隔壁有个中俄混血儿和我年龄差不多，每天给他吃的是白面包。饭后由宪兵从对面窗台点支烟给他抽，待遇和中国犯人不同，有次看监的宪兵过去了，他隔墙小声问我“抽烟吗？”，我说“抽”，我俩就把手臂伸到外边弯着手臂送接过来，我抽了几口烟。我知道了政治犯的待遇比一般犯人的待遇低。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挪到他的监号里，可有伴儿了，他比我大1岁，身强力壮，他中国名叫杨清云，是扎来诺尔人。看监的一过去，我们俩站起来打拳。这样，每天只要是宪兵走过去，我俩都会活动一番，另外，他把5条毯子边上的线绳都抽出来卷成团，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到必要的时候好上吊用。”
他的话启发了我，要随时有死的准备。
一天上午，铃木曹长来到我们门前，看到我额头上挤的红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用仅会的日语说：“我脑袋疼，有病了。”然后，他用日语说：“明天放你出去。”我一点也没听懂，说完他就走了。同监号的杨清云会日语，告诉我说：“明天要放你出去。”我半信半疑说：“不会吧。”他说：“是真的”。当晚一宿不能入睡，原因是我想这话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真放，另一种可能就是整死我。次日早饭后就注意听是否有人来，大约9点钟左右，忽听进来人和看门宪兵说到李育春的名字。当时紧张死了。就听到有人提着钥匙往我这边来了。来的人一个是我认识的杨宪补和一个看监的日本宪兵，到我门前，打开门叫我出去，我穿好鞋由杨宪补带我去寄物室取回了表和皮带等物品。然后带我走出大院过马路到北面胡同的大楼（可能是宪兵总部）收发室，给了一张什么东西就叫我走了，杨宪补告诉我你可以回去了，但只能回原单位不能挪地方。就这样，我被释放了，一条命保存到今天。
我在哈站坐有轨电车回道外大兴营业所了。厨房老师傅要给我做饭，我说不饿。他说：“不饿就赶快回家看看去吧。”到家一进家门，老岳母第一眼看到我就问我是人是鬼？我说是人，被放回来了。妻子从屋里出来看到我，全家人抱头哭成一团。
第二天我就上班了，取回来被捕后被宪兵队封存的行李和一切日用品。
回来后的第三天下午，杨宪补突然到单位来了，把我吓一跳。他进屋后，由主任陪着，我也点烟倒水。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问“回来后怎么样？”我说：“很好，已经上班了。谢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和关怀。”他说：“没什么，回来就好，以后好好干吧。”他然后就和主任闲谈，我在旁边伺候着。走的时候我问他住哪儿？他说住大同公寓。送他走后，同事们都说：“你应该去他家表示谢意。” 当晚，我用信封装了100元伪满币，去到大同公寓他的家，只见到他的夫人。等了一会儿，也不知他啥时候能回来，我就拿出信封说：“这封信等杨宪补回来交给他。”然后我就走了。又过两天杨宪补到单位来找我说：“李育春你很困难，怎么还给我送钱？”我说：“表示一点心意吧。”他说：“以后常到家里串门吧。”从此以后，我真的几天就去串个门，大多碰不上他在家，坐一会儿就回去了。当时杨的夫人正在怀孕，不久他家搬到中马路一个大院的房子里，听说生了一个女孩。杨的原籍是大连瓦房店。后来逐渐熟了，他夫人有次对我说：“你被逮捕那天，你大哥回来就说今天抓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我很喜欢他，我得想办法救他。” 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联想审讯中他对我的态度，我想他虽然在日本宪兵队，但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气节的，年龄虽然比我大几岁，他要是八路军打入到敌营里边去的人该多好呀。当然，这只是我的美好的猜测。他的夫人是个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家庭生活看起来也不是很好。有次在他家，杨宪补和我打听留号的事（过期不赎的当物），我说：“是有这个事，将来有机会我也可帮助留一些。但很少，也都是些不值钱的物品，稍好一点的说啥也得赎回去。”他说：“如有可能的话给我留点。”从那以后，每月我都给他注意着，到时候帮他留点。虽然给他留了几次，但始终没遇上比较好的东西。同事们都知道杨宪补对我有恩，所以在留号时大家都帮我注意，尽量不让其他军警特宪弄去。
我媳妇住我岳父母家，家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姨子，一间房住4口人，非常不便，我根本不回去住。当时哈市住房极为紧张，要想住上房子就要拿钱兑。像我这样每月10元工资的人，要想住房子根本没门儿。我曾多次向杨提出帮我找房的事，杨说：“我的住房都是借的，我怎能帮你找房？”后来他知道我住房实在困难，又说：“不然的话，我给你找个小旅店去住”。我说：“行”。他说道外北头道街有一个小旅店，里边全是一小间一小间的，每屋都是一样的格局，有能住2人的木板床，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买着吃。因为在里边住着非常不便。我们只住了二三宿，就搬回岳父母家，此后，我还是一直住在单位里。1945年夏天，我的同事要去外县，他把草市街半间小屋临时借给我住了一段时间。1945年8月，一天晚上，前苏联红军在哈市投炸弹。第二天市面上人心惶惶，好像马上要打仗了似的，我最后一次去杨家，看他两口子正在收拾东西，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我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临出门，他把几斤面给我，便说“牡丹江那边已经打起来了，将来苏军如果打到哈尔滨，有可能打巷战，你把面拿回去，叫你夫人做些干粮准备着。”就这样，我和杨宪补分开了，至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年我们素不相识，他是怎么救我的，为什么救我，从来没有对我说起，看来他是一个有恩不求报的人，直到今天，我始终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虽在日本宪兵队里是个翻译官，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民族感的人。
作者简介：李育春：1925年生，出生地：河北省秦皇岛市，1946年参加革命，1953年来哈工大，1989年离休。离休时任哈工大体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