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只不过是一句古老得无法再“通俗”的成语了。60多年眨眼间逝去了；那小树己然参天，青山却越发郁郁，西江依旧滚滚东流，年年月月，日日夜夜传说着一个当年被人称为多少带有点贬意的“小知识分子”永恒的故事。
那是1949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岁月，平津、淮海、渡江等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役相继胜利进行，人民翘首迎解放大军，大批青年学子投笔从戎，争为民族解放献出他们的血和汗。
八月的长沙，是个火热的季节；汗水能把人腌咸，太阳能把人烤干。和平解放了的长沙人民在为最后消灭白崇禧反动军队，进军两广、海南,解放全中国做大量准备工作。
唐常恩是我在长郡中学的同学，比我高一班，是我们进步学生组织“长郡民歌社”的成员，而我就是那个“长郡民歌社”的社长。
唐常恩同志比我大1岁，在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跟我们一块参了军。他可是唐家的长子呀，肩负着家庭的寄托、父母的期盼，18岁那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一个比他小1岁的妹子(女孩子)结了亲。如今那恩爱的“堂客(爱妻)”已为这个家庭添一个捧在手上怕甩，含在嘴里怕化的女儿，小玲。这个小生命为这对小夫妻，为这个家庭带来了不知多少欢乐、多少幸福、多少希望。尽管他爱他的“伢(父亲)”、他的妈;他爱他的“堂客”，他的家，还有他那未满周岁的女儿，但为人民解放事业和革命理想，还是跟许多年轻同学一样穿上了黄绿色的军装，戴上了红灿灿的 “八一”五角星解放军帽，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征程。
过了“白露”，秋意渐浓，可当顶的太阳余威未消，仍热得人汗流浃背。四野41军122师文工队在一个月集训学习后，今天要从长沙出发去追赶衡宝战役中的主力部队，参加解放湘西南和广西，彻底消灭白崇禧的追歼战了。下午，唐常恩跟协理员请假回家告别。没想到他的宝贝女儿出水豆又发高烧住进湘雅医院了。他匆匆赶到医院，他爸、妈和爱妻正忙着给孩子换尿布，孩子的脸上、身上，嫩嫩的屁股上都出了许多水豆，虽是换块尿布也要小心翼翼，生怕碰破水豆引起感染。他一时帮不上手，只好站在一边瞧着。孩子的脸烧得红红的，那些长在脸上的水豆， 像一个个小水泡泡 , 仿佛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要是真弄破了就会留下麻子般的疤痕，这真是把人的心都拎起来了。他告诉爸、妈和爱妻，今晚要出发了、离家了、奔向彻底解放华南的战场了。没有眼泪，没有儿女情长，深明大义，渴望解放的人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共产党，解放军了； “儿子，为了你的革命理想去吧，我和你妈等你胜利归来！”
“常恩。你走吧，别惦念着家，也别惦念着我和孩子。我会照看好爸、妈和孩子，我们等着你，等着你光荣胜利回来。”爱妻含着泪，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看看小玲，她还不会叫爸爸，爸爸就要走了。你再亲亲她的小脸吧，等你回来时她会喊着爸爸迎接你的！”……
夜里，一个还沉浸在解放欢乐中的夜里，长沙火车站里挤满了送行的人们，送别在长沙 新参军的“学生伢子”。有豪言壮语的，也有儿女情长的；有慷慨激昂的，也有情思难割的；有笑语的，也有伤感的。这世上还真难找到这种甜、苦、酸、辣、悲、壮、激、慷的感情同时在一个火车站台上迷漫的记录……
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那并不灿烂的家乡灯光在远处消失了，山峦、林野、田垅也在朦胧的月光中接连不断地逝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车厢里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像号角，像战鼓，像来自天穹的号召，刚才车站里的豪言壮语、车门口的依恋都随那隆隆的车轮声离去了，越来越远，越去越远……
离开长沙前，师宣传队把部分新参军的同志分到各团去，唐常恩同志、我还有其他20多位同志被分到 366 团宣传队。
不知道什么时候1950年就来了。有“小诸葛”美誉的白崇禧已输光了老本，他几十年打造的“桂军”，除了一小股跑到国外去以外，全部被我们歼灭了。有些被打败打散的桂军，贼心不死，和惯匪纠合到处流窜，打家劫舍，祸害百姓，袭击新生的人民政权。于是我军就在广西十万大山和粤西展开了“剿匪战斗 ”。一月初，366团由广西郁林(今玉林)经陵城(今北流)、岑溪、进广东，再经罗定，渡过滚滚东流的西江，抵达广东西部的战略要地，德庆。那正是雨后的黄昏时分；天虽没完全黑下来，雾气中景色己模糊。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参谋长围在一家老百姓住宅的山墙下，尽管地上没有水，还是用雨衣垫着，再在雨衣上展开地图；根据地方部队提供的情报，运筹夜袭土匪在粤西山区，距德庆县城约80里的一个重要窝点。警卫连的战士们放好警戒，参谋们围在首长的四周，用手电筒照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首长们低声商讨着，只不过20分钟，夜袭的命令就由参谋向休息待命的部队下达了。宣传队分成几个小组下到营连随部队行动，唐常恩、我还有孙德勇等3人随团部行动。
夜，雨后漆黑的夜，没有一丝亮光，伸手不见五指，不许抽烟、不准用手电，只能跟着队伍走，队伍跟着向导走；泥泞的乡间小路，人走多了，早已成泥浆路了，其滑无比，有时又把脚陷在泥里跋不出来，前面的同志使劲拉，后边的同志推，跋出了脚鞋子却留在泥里，只好光着1只脚跟着走，走着走着一滑又掉进路边的稻田里、水塘里，一身泥，一身水，活像 “挂了浆的肉丸子”；我本来就是一个有400°近视的人，总往水田、池塘里出溜，更像是刚出锅的“挂浆丸子”，好在天黑没别人瞧见，也就不怕有人笑话了。
天还不亮，部队已到达攻击出发地了。“就地休息待命”的命令耳语般地传下来。唐常恩和我坐在一处架空稻草垛底下，孙德勇的腿有点毛病，平时走路就有点不打利落，一听到“休息待命”马上就躺在稻草堆上不动了。唐常恩右脚的鞋已不知何时陷在泥泞中，没了！他伸手去摸摸那只光着的脚，虽没有疼痛的感觉，但已觉出有两三处在出血；他拧干湿透了的毛巾拭去还在向外渗的鲜血，从背包里抽出一双在郁林（玉林）新发的“解放鞋”摸了摸左脚上那只鞋，没破没坏，就只把右脚的新鞋穿上，左脚的那只新鞋又塞回背包里。
天渐亮，蒙蒙的晨雾中，影影绰绰地看见我们待命的前方是条小河，河上架着能并排走两三个人阔的木桥，河对面是一座小镇，小镇后面是高山，镇东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岗，山岗过去是梯田，梯田间高差大约齐胸，层层叠叠，最上面有块平地，建着一栋独立砖瓦房，紧连砖瓦房东北侧房后，有一座比砖瓦房屋脊还高的方形炮楼子，炮楼和砖瓦房是连通的；房后又是渐上渐高的大山；靠河边，一溜支撑在河坎上的吊脚楼式民房。
天色渐亮起，看得出是个难得的晴天。突然东边山洼里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几乎和信号弹划破长空的同时，激昂的冲锋号也吹响了。突击连飞越过木桥冲进镇内，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胡乱地打着枪，不敢抵抗，顺小镇上唯一的石板路朝东面的山岗狂跑，但从东面、西北面山上迂回的一营、三营战士有如泰山压顶般地抢先占领了山岗及小镇周边的制高点，士匪被压缩到梯田上面的砖瓦房里，把那砖瓦房当做顽抗的堡垒，我军直逼敌据点，把残敌包围得风水不透。团指挥部就设在镇东山岗顶上，居高临下指挥部队作战；唐常恩我们几个同志跟随后续部队在小镇内进行逐屋搜索，抓捕企图顽抗和没来得及逃跑的土匪，当我们正向几个躲在一座二层楼里顽抗的士匪喊话时，团政治处孔主任的警卫员小李跑来传令，命宣传队的3位同志立即到团指挥部去。
“小唐！”孔主任喊道：“你们宣传队的同志跟作战股张参谋到迫近砖房前沿，以梯田做隐蔽，朝土匪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唐常恩等人应了一声就跟随张参谋上去了。枪声暂停，唐常恩等的喇叭筒传出：“ 交枪不杀，解放大军优待俘获，要回家的发给路费！”的喊话声。但顽匪们还是时不时地从窗口和炮楼上朝唐常恩他们的方向打冷枪，声音很清脆，像是美国的半自动步枪。被敌人顽抗激怒了的一连长朝二排五班长命令道：“机枪掩护，五班爆破组上，炸他娘的！”登时我们阵地上的机枪、步枪压制火力就像炒豆般地响了起来，五班长夹着炸药包，两名战士做掩护，翻上梯田弯腰急驰，有如脱弦之箭，从独立屋的西头接近砖瓦房的西山墙，说时迟那时快，五班长把炸药包往墙上一支，拉着导火索，就地十八滚，刚翻下梯田坎，炸药包就响了；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西山墙塌了，整栋房子也跟着蹋了一大块。屋里的匪徒有被炸零碎了的，有被炸掉胳膊、腿的，活着的像被捅破马蜂窝里的马蜂一样往外跑，有往后面高上跑的，有一出来就被抓了俘获的，也有出来就跪在地上举枪投降的……太阳升起来了，只不过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这场夜奔80里的突袭战斗。
随后，部队以营为单位在德庆、封开等县周边和有广东“西伯利亚”之称的贫困山区往返奔袭清剿，直到1950年春节前部队才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366团部进驻封开县渔涝镇，准备在那里过春节。那时我已是366团宣传队负责业务的领导了，唐常恩同志仍是三分队的队员。一进渔涝，宣传队就昼夜忙着排练歌舞、戏剧，准备春节晚会和下部队演出。在团部的春节晚会上，唐常恩同志特别唱了一支湖南民歌，花鼓调《一根竹杆容易弯》，他是用湖南方言唱的，韵味十足，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在行军中战士看到他就啦：“宣传队唱一个，《一，根，竹，杆，容，易，弯》！”战士们南调北地学着湖南话唱着。笑声中，忘掉行军的疲劳与汗水(谁会想到冬天还能出汗？)。
春节后，团部移驻高要县城。在那里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同时指挥部队进山彻底剿灭顽匪，巩固新生政权，保护百姓不遭匪徒祸害，安心生活、生产。
二月末。团宣传队派唐常恩和孙德勇俩人参加由警卫连曲排长当队长，从一营各连调来战斗经验丰富的9名班排长结成的武装小分队，在地方区政府陈副区长带领下，到离团部驻地渔涝不太远的白垢村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征粮。这次我被命在团部留守，没有参加他们的行动。
白垢村四面环山，村里有口水塘，塘理养鱼。叫人匪夷所思的是那水塘边还用竹子和木板搭了个茅楼，男人们就在那上面拉屎，大便落在水里，鱼就当成“食”抢着吃。村中住家的房子顺着水塘一直伸到南边梯田那头，大多是士墙、茅草房，但家家都有个小院子，房后是山、树和竹子，长得很茂密，连水塘边也长了好些竹子。山风吹来，树叶、竹叶窸窸窣窣，夜间听来还真有些瘆人。村北头有一条丈把宽的石板路街，街两边是两广一带常见的二层骑楼式竹木或砖瓦房，算是这个村里的 “商业中心”了。长不及50米街的北尽头直抵山坡，顺坡而上，树越来越茂密，当地人说那些树的皮就是有名的中药“桂皮”，街西侧有一座大词堂，真的不小，那用青石凿成的门槛足有一尺五寸高，门框也是石的，但大门扇没了，仿佛是头野兽张开的嘴；进门是大穿堂，空空的，过了天井是祭堂，祭堂里除了一条长长、高高、两头翘翘的大香案和紫檀色的供桌外也是空空的；再待后有座防土匪的炮楼子。词堂大门外有片平阳地，东侧扼住小街的街口，两边有条通到一口水井井台的石板小路，路两边都是稻田，田里还积了些水；水井往西，山脚下有条从北向南流的小河，河水不深，清澈见底。词堂前的平地，大约40来米阔，面对词堂的南端有条干水沟，齐胸深，像是一条堑壕。我们小分队的11个同志就睡在那间词堂的祭堂里。
小分队以两人为一组，天一亮就给群众去挑水、扫院子，做群众工作。头两天扫院子就用各家搁在院里屋外的竹掃帚，挑水用他家的扁担和水桶，到第三天早起一看，竹掃帚、扁担、水桶都不见了，院子扫不成水也挑不成了，好多家的大门紧闭，怎么喊，怎么敲也不开。好不容易借到几副水桶、扁担、掃帚，水挑到门口，主人也不开门，一转身人家就出来把好好的井水给到了，刚扫好的院子又撒了许多菜叶子和垃圾，乱糟糟的，那意思是：“谁要你们扫！？”想找他们讲讲话，要不是紧闭大门，就摆手、摇头，嘟囔着：“天唔咚啦，天唔咚啦！(听不懂呀，听不懂呀！)”陈区长更是急得火烧火燎地，从东家到西家，苦口婆心地给群众讲“解放”的意义，“大军(两广的老百姓都称解放军为‘大军')”是人民子弟兵啦……本来宣传队该做的群众工作，因言语不通一筹莫展，干瞪眼。可急坏了唐常恩和孙德勇俩，特别是唐常恩，急得不行顺口来了一句:“这地方的群众也太落后了，给他挑水去，不领情不说还把你费力挑去的水给倒了，好像我们在水里下了毒要害他们一样。”话刚出口就叫曲排长听见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他也马上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对，并在晚上小分队生活会上做了检讨。其实有这种急躁情绪的何止他1个人，他的检讨也启发了其他同志，都做了自我检查，鼓了劲，增强了信心。
第二天早上，还在晨梦中的同志们听到了两声枪响，军人对枪声是非常敏感的，何况清晨的枪声还特别清脆呢。曲排长立刻跳了起来：“快起来，有情况！”说着他己套上军装，挂上枪匣拔出枪，扳开大机头纵身跳到大门边，侧身门框后，向外观察。这时所有的同志都集结到大门后面了，有隐身门侧的，有趴在石门槛后面的。
“同志们，监视敌人动向。不要先开枪，我到后面炮楼上看看！”曲排长下完命令转身跑上炮楼，四下一看，土匪胁迫着老百姓约千把人，从南面成扇形嚎叫着朝词堂这边运动过来；他转到炮楼后面透过枪眼朝后山和东面小街上看，没发现有敌人包抄。他急步下了炮楼又来到大门口。这时敌人已占据了词堂前干水沟形成的堑壕。那就是说敌人和我们面对面只有40来米的距离了。
突然间，土匪开了两枪，却不是朝我们打的，接着土匪倒
喊起话来了：“大军同志，你地(你们)已被我地(我们)包围了，伐的(快点)投降，我地都咳唔洒格(我们也是不杀的)！”“赶快喊话，压制他们。” 曲排长命令道：“咦，小唐怎没在？”“一准是挑水去了。”孙德勇道：“昨晚小唐就把水桶放在他地铺边上，现在水桶不见了……哎呀，早上的两声枪响该不会……”
敌人又叽哩哇啦地喊起来。孙德勇立即扯开他的大嗓门喊道：“我们是大军，几百万国民党匪军都叫我们消灭了，你们这几个人快投降吧，大军从来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杀不枪毙，要回家还发路费！老乡们，大军是来解放你们的，帮你们过好日子的。不要上土匪的当，快回家吧！”双方僵持着，谁也没朝对方攻击。
“曲排长,”孙德勇道：“我们唱歌吧，老百姓听到歌声就会相信我们是解放军，他们一准知道解放军不会害他们。”“行，唱吧！”曲排长道。
“就唱《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0个人放开嗓门唱起来。真把敌人给镇住了，他们一时猜不透大军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土匪似乎明白了，有五六个大胆匪徒 ,在嗷嗷叫声中冲了上来，隐蔽在门侧的曲排长不愧是神枪手，匣枪一抬，“叭”地一声，跑在最前面的匪徒就躺在地上不会动了，剩下的土匪跌跌爬爬地滚进了堑壕。接着还是僵持、喊话，又过了一会，土匪第二次冲上来了，这次有10几个“不要命的”，在他们距大门口有10几米远时，曲排长喊道：“打！”我们除孙德勇的那支枪是“日式三八马枪”，要一发一发打外 , 其余的都是能连发的匣枪 , 这时全开了火。吓得没死的喊着叫着又都跳进堑壕趴下了。这时大约摸有9点多钟了，天上没有一丝云，太阳升得老高，我们只有10个人（唐常恩不见了）,敌人再不经打也有上千人，寡众悬殊，外无援兵内无粮、水，怎办？“突围！”曲排长果断地下了决心。他再次到炮楼顶上观察，选择突围道路，确定突围方案。他留下两个人监视敌人，把另外7人叫到大门侧后面，向大家讲突围部署：“我领头冲出大门，孙德勇紧跟我后面，第三，第四个人掩护，陈区长在中间，七班长和宋排副负责保护区长，老刘、老赵和齐排长仨做后卫，听齐排长指挥。同志们要记住，出门后向左边冲，转进小街后，顺墙边往后山跑，那里有一段是‘死角’，敌人打不着，只要能冲上山，进了树林就有了隐藏，就能突出去。同志们，往外冲时要勇、猛、快，出敌人的不意，叫他措手不及，等他明白时我们已进入他们的射击盲区 , 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我提个建议。”孙德勇激动的道。
“说！”曲排长道。
“我建议向外冲时先唱《解放军进行曲》，麻痹敌人，在他们判断不出我们意图时冲出去就能赢得时间。”
“好，出其不意，赢得时间，就这么的！”……
“向前，向前，向前……”激昂的歌声再次叫敌人莫名其妙，不知大军又要怎样。就在千钧一发的瞬间，曲排长有如闪电一般，噌的一声跳出大门向左一拐直奔小街的街口，孙德勇紧接其后，第三个、第四个、陈区长、七班长、宋排副……10个“大军”勇猛的冲出来，眨眼间消失在墙脚拐弯处，这时土匪才意识到“大军突围了，只有10个人。”他们呜嗷地叫着“就10个人，抓活的呀！”等土匪追上来时，我们已冲出小街上到山坡了。土匪见解放军人少，尽喊“抓活的”却很少打枪。我后卫3个同志在齐排长指挥下，不时转身以树依托向敌人开枪，迟缓敌人的行动，为突围同志赢得时间。就在突围顺利进行时，从右边树林突如其来地钻出四五个土匪，冲进突围队伍中间，伸手去抓陈区长，眼急手快的七班长一撂手中枪，不偏不倚打在那个伸手的匪徒头上，那家伙一头栽在地上见阎王去了。另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土匪朝七班长打过来一梭子弹，七班长一下跪倒在地上，举枪向拿冲锋枪的敌人还击，把报仇的子弹射进了他胸膛，那匪徒哼了一声气绝身亡。七班长这时也双手捂着肚子倒下。齐排长等3名后卫赶上来，齐排长把七班长背起就跑。
“放下我，我不行了。快，我掩护你们！”齐排长已感到七班长的血淌在他手上。他放下七班长一看他的肚肠子都淌了出来，忙到：“别动，我给你包扎一下！”七班长说：“不用了，你们快跑，突出去，给我家报个信就行。”七班长趴在地上压着肚子举枪向土匪打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小分队在山里转了3天才摸回部队。团首长为他们每人记了一次大功。
原来这场暴乱是“桂边反共救国军”勾结国民党潜伏特务、伪乡保长、地主恶霸发动的，暴乱中又胁迫老百姓为他们造势。他们在血洗渔涝区政府后，就向我驻在白垢村的小分队进攻，但他们没想到小分队的“大军”大都是从东北打到华南，身经百战的英雄，他们还以为可以像血洗区政府那样血洗小分队呢，但他们罪恶的图谋被我解放大军彻底粉碎了。
后来，366团派民运干事、侦查参谋和宣传队的同志到白垢村去寻找唐常恩同志和七班长的遗体；他们拿出唐常恩的照片，请老乡们辨认。一位大约50来岁的老乡说：“那天早上，他到水塘边茅楼去解手时，看见唐常恩同志，挑着一副水桶从祠堂里出来，顺着右边那条石板路往井边去汲水，一面走还一面唱着歌。当他到井边刚放下水桶时，从井边不远处窜出4个土匪，朝天连开了两枪，嚎叫着扑向他，他手无寸铁，举起扁担想跟他们打，拿着木扁担的唐常恩同志怎敌的住4个凶狠拿枪的土匪？土匪把他打到在地，绑了起来；刚要走，又看到从茅楼出来个老乡，便把老乡也拉上，要他跟他们去打大军。到了山下的河边，就看到好多带着枪的土匪。一个像是 “桂边反共救国军”的头目的人把唐常恩同志拉过去亲自审问，唐常恩同志面无惧色，大义凛然，痛斥匪徒，叫他们缴枪投降。匪徒们百般吊打、酷刑，唐常恩同志宁死不屈。最后和另外3位在渔涝镇上抓的伤员一起，被杀害在西边山脚下那条小河边。匪徒们杀了唐常恩同志还嫌不解恨，又把他的头颅砍下挂在白垢 村那个靠近小街的祠堂的树枝上，再把他的遗体肢解成数块，扔在河边、河岸上”。……当时的村干部，后来渔涝镇的人大主任梁荣光同志，亲自把牺牲在山坡上的七班长和被敌人残害的唐常恩同志及3名伤员的遗体埋葬在白垢村的青山绿水间，因不知烈士们英名，只暂时用一块木板做墓碑，上书“解放大军无名烈士墓”。了解唐常恩同志牺牲的经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2师366团立即给唐常恩同志家属寄去《革命烈士牺牲通知书》。
不识爸爸模样的烈士女儿，小玲长大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抚养她的爷爷和奶奶：“我爸爸呢？他为什么不回来！”
“你没有爸爸，你是顺浏阳河漂下来的，是我和你奶奶从浏阳河边把你抱回来的。”爷爷总是含着泪这样回答她。
1966年，年老的爷爷病重了，躺在病床上，把己18岁的孙女，庸小玲叫到床边：“该跟你说了，孩子呀。”爷爷喘着气：“你不是从浏阳河边抱回来的。你是我和你奶奶的亲孙女。”
爷爷的眼泪从眼角滴到了枕上：“你爸爸是一个光荣的革命烈士，1950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英勇献身了。 ”爷爷从他的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油纸包递给她。她打开一看，正是那张《革命烈士牺牲通知书》：“唐常恩同志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英勇、果敢埋头苦干，在江南战斗中，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是无尚光荣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报仇。”
唐小玲长大成人，结婚了。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谭守文说：“我只有一个愿望，我的亲人，帮我找到我爸爸的墓地。”谭守文也是在部队工作多年的好同志，为人侠肝义胆，拍着胸脯道：“我答应你了，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和你一起找到他！”
婚后，他们省吃简用 , 节省每一分钱，积攒路费，在唐常恩同志战友的协助下，于1977年在广东省封开县渔涝镇找到了那座“无名烈士墓”。但已不是一座只有一块木板墓碑的土坟堆，而是渔涝人民自己集资，在风景秀丽的麒麟山下修建的一座有399级台阶，高耸入云的“无名烈士纪念碑”，中共封开县县委会、县政府和渔涝镇镇政府决定请来书法家和雕刻家在纪念碑上刻上了“唐常恩同志，湖南省长沙市人，1950年牺牲于此”的烫金大字。
安息吧，我尊敬的战友，唐常恩同志！
后记
唐常恩同志和我一同于1949年在长沙参军，同在41军122师366团宣传队。唐常恩同志英勇牺牲时，我正任宣传队的音乐指导（兼编剧导演，相当于现实文艺团体里的艺术总监）。唐常恩同志是宣传队的队员。我们一块从长沙出发，随部队参加歼灭白崇禧的“衡宝战役”，随后进军广西，解放桂林，接着向南追歼白崇禧残部。当友军在博白生俘敌中将兵团司令张 淦时，我们正从北流向玉林方向进军。押解张淦 的战士从我们身边经过时，唐常恩同志笑着对我说：“又抓住一个害人虫。”
在广西追歼、剿匪打了几仗后，我宣传队随部队转入广东西部山区剿匪。我和唐常恩同志一直都在366团宣传队，那时他在三分队（一分队是管乐队，二分队是弦乐队，三分队是戏剧歌唱队，四分队是女同志分队），我在宣传队队部担任业务领导工作。1950年春节后，部队联合地方组成几支武装小分队，在德庆、封开、封川等澚西山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和征粮工作。那时团部设在高要县，师部则在肇庆市。每支小分队由八九位富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两名宣传队员和一名地方干部组成；我留在团部工作，没有参加武装小分队。所以唐常恩同志牺牲时我并不在现场；得知他英勇牺牲后，非常悲痛。随即找到与唐常恩同志生前所在武装小分队的几位同志，了解他牺牲经过的详情，准备编写一个“真人真事”的剧本，一方面是悼念唐常恩同志，一方面用以激励部队。后因唐常恩同志被敌人抓去后与敌人斗争和敌人最后杀害他的细节无法弄清，又因为要求是“真人真事”，不能采用文字“虚构”方法写，就拖下来了。后来我被调离宣传队，这个任务也就搁下了，但这件事一直埋在我心中。时间过去了整整59年（1950——2009），唐常恩同志的英勇形象、牺牲的故事仍鲜明地活在我心中。
成稿后，首先把稿件寄给唐常恩烈士的女儿唐小玲同志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看，请她们斧正。唐小玲同志希望文中多加一点有关她艰难执著寻父的故事；出版社希望将唐常恩同志牺牲前的故事“铺垫”得厚实些。很遗憾，我都没照她们的意见办；一是《故事》中的人、地、事都是真实的，不好用“ 虚构”的文学手法写，一是《故事》讲的是唐常恩同志，好像也不好把其它的(即使是很感人的)事多写。如果小玲同志同意，我倒可以以她万里寻父踪的素材另写一篇。因为我没满足她们的希望 , 特在此致歉。
作者简介：朱起，中共党员，1928年生，出生地：安徽省全椒县，1949年参加革命，1952年来哈工大，1992年离休。离休时任原哈建大土木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