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下的童年
我1928年出生在南京市郊的农村。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迅速攻占上海，直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就在这危急时刻，我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参加难民营向后方撤退避难；我父亲带着大哥和祖母继续留守在家乡。当年12月，南京沦陷，我家房屋被烧毁，但父亲等人由于去江北亲戚处避难，躲过了南京大屠杀。但由于政府军的节节败退，我和母亲所在的难民营，也辗转迁移10多个地方，持续近两年，最后落脚在长沙。就在194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于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被遣送回了南京。
两年的颠沛流离逃难生涯，两年的辍学，家中房屋的被烧毁，回到南京后还亲身受到日本鬼子兵的欺辱，这一切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要逃难？为什么会辍学？为什么日本人要打中国？什么时候中国自己能强大起来不受欺负？
“不安分”的高中生
1945年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也开始升入高中学习。国民党政府又从重庆迁都回南京，但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又开始打起来；加之国民党政府腐败猖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在高二的时候，就见到一些大学生打出“反内战、反饥饿”的标语上街游行，我觉得很新鲜，有道理。但我们中学生是不能参加的。
1947年学期快结束时，我们有几个高二的学生，对学校下学期的学杂费大幅度上涨有意见，决定串联各年级搞一次罢考活动。这也是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启发，觉得我们中学生虽不能上街，但至少在校内搞一次罢考活动，反映学生们的祈求，应该是可以的。但这次罢考活动很快被暴露，我们几个发起人都被学校领导查出，找去谈话，追问策划动机，但由于未造成严重后果，只给了我们记过处分。
浙大学运对我的熏陶教育
1948年我考入了浙江大学土木系。我发现浙大是一所爱国学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的大学，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有中国共产党在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按照党中央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引导学生自治会和全校学生，开展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中心的爱国学生运动。杭州解放后浙大地下党公开，我得知曾在我校工作过的徐子才，就是当年浙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
第二，学生自治会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开展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它的组织十分严密，除各院、系、年级、班级有垂直系统的组织机构外，还有诸如歌咏队、舞蹈队、摄影队……等一系列的社团组织。由于刚入学的新生，吃、住和教学活动原本都在一起，学生自治会决定全校的一年级新生，成立一年级级会。我当选为一年级级会的主席。
第三，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浙大爱国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947年，以浙大为首的杭州市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欺压，游行活动的总指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逮捕，随后被残忍杀害。这进一步激起了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我入学后都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
第四，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对进步的学生运动，是采取明中默许、暗中支持的态度，深受学生们的热爱。到杭州快解放前，蒋介石当局准备撤到台湾时，曾要求他一起撤离，被他拒绝了，他和全体师生一起坚守岗位，保护学校，直到杭州解放。
在“储粮、应变、迎解放”中锻炼自己
从1949年初开始，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杭州已指日可待了。于是学生自治会提出了新的学运口号，叫做“储粮、应变、迎解放”。主要是预防在解放杭州的过程中，万一出现城市被包围而引起的断粮，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还要预防解放前后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必须加强巡逻护校，以确保学校的安全。
我当时作为一年级级会的主席，担负起了储粮的任务。办法是开办“粮食银行”。所谓“粮食银行”，就是与社会上的粮食商店合作，一方面在校内设粮食储蓄窗口，让学生把手头的现金，按当天的市场价格折合成粮食斤数，存在我们的粮食银行里；另一方面，我们把储户的现金，交到粮食商店，按市价买成相应的粮食斤数，并存放在粮店，必要时可随时提取。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当时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又可以在形势有变时，迅速把粮食运回学校，达到储粮应变的目的。
这一工作很繁杂，也有风险。尤其到紧要关头，如果粮商跑了，粮食拉不回来了，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是对我的最大锻炼和考验。所幸在杭州解放前几天，我果断组织人力、运力，迅速把存放在粮商处的粮食抢运回学校，使其未受到损失。杭州解放之快，使这批储备粮根本未发挥到作用，以后又把粮食变卖成钱归还了储户同学，“粮食银行”也就寿终正寝了。
参加青干校使我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5月3日，杭州正式解放，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当时新解放的城市和各单位，都还没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急需培养一批青年干部，迅速开展建团工作。中共杭州市委决定，于7月初开办青年干部学校，由市青委书记喬石兼任校长，为期两个月。我被浙大学生自治会推荐，参加了这个青年干部学校。
青干校虽然为期不长，但却系统地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从社会发展史，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形势与任务等，每一道题，都请名人做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消化。另外，还辅之以社会实践，组织学员到社会上去，结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如果说我以前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往往是自发的、 感性的，通过系统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革命理性认识，从而把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密切联系了起来。我的在校表现受到了好评，我在学习后期就被接纳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意味着我正式参加革命了。
两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全体学员均按工作需要，有的被分配到地方或机关单位去做建团工作，有的来自学校的学员，又被分回到原校去一边做建团工作，一边继读学习。我属于后者，回浙大后成立团工委，我任团工委组委兼土木系团总支书记。
1951年我又响应号召去安徽寿县参加治理淮河工作一年；1952年经补课半年毕业，分配来到远离故乡的哈工大；195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逐渐发展成为“双肩挑”的干部：行政上做到黑龙江省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业务上做到哈工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