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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走向革命道路的——许耀铭

发布时间:2013-12-27被阅览数:688来源:离退休工作处

 
日伪统治下的童年
    我1928年出生在南京市郊的农村。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迅速攻占上海,直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就在这危急时刻,我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参加难民营向后方撤退避难;我父亲带着大哥和祖母继续留守在家乡。当年12月,南京沦陷,我家房屋被烧毁,但父亲等人由于去江北亲戚处避难,躲过了南京大屠杀。但由于政府军的节节败退,我和母亲所在的难民营,也辗转迁移10多个地方,持续近两年,最后落脚在长沙。就在194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于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被遣送回了南京。
    两年的颠沛流离逃难生涯,两年的辍学,家中房屋的被烧毁,回到南京后还亲身受到日本鬼子兵的欺辱,这一切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要逃难?为什么会辍学?为什么日本人要打中国?什么时候中国自己能强大起来不受欺负?
不安分的高中生
    1945年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也开始升入高中学习。国民党政府又从重庆迁都回南京,但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又开始打起来;加之国民党政府腐败猖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在高二的时候,就见到一些大学生打出“反内战、反饥饿”的标语上街游行,我觉得很新鲜,有道理。但我们中学生是不能参加的。
    1947年学期快结束时,我们有几个高二的学生,对学校下学期的学杂费大幅度上涨有意见,决定串联各年级搞一次罢考活动。这也是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启发,觉得我们中学生虽不能上街,但至少在校内搞一次罢考活动,反映学生们的祈求,应该是可以的。但这次罢考活动很快被暴露,我们几个发起人都被学校领导查出,找去谈话,追问策划动机,但由于未造成严重后果,只给了我们记过处分。
浙大学运对我的熏陶教育
    1948年我考入了浙江大学土木系。我发现浙大是一所爱国学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的大学,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有中国共产党在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按照党中央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引导学生自治会和全校学生,开展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中心的爱国学生运动。杭州解放后浙大地下党公开,我得知曾在我校工作过的徐子才,就是当年浙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
   第二,学生自治会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开展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它的组织十分严密,除各院、系、年级、班级有垂直系统的组织机构外,还有诸如歌咏队、舞蹈队、摄影队……等一系列的社团组织。由于刚入学的新生,吃、住和教学活动原本都在一起,学生自治会决定全校的一年级新生,成立一年级级会。我当选为一年级级会的主席。
    第三,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浙大爱国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947年,以浙大为首的杭州市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欺压,游行活动的总指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逮捕,随后被残忍杀害。这进一步激起了一系列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我入学后都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
    第四,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对进步的学生运动,是采取明中默许、暗中支持的态度,深受学生们的热爱。到杭州快解放前,蒋介石当局准备撤到台湾时,曾要求他一起撤离,被他拒绝了,他和全体师生一起坚守岗位,保护学校,直到杭州解放。
在“储粮、应变、迎解放”中锻炼自己
    从1949年初开始,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杭州已指日可待了。于是学生自治会提出了新的学运口号,叫做“储粮、应变、迎解放”。主要是预防在解放杭州的过程中,万一出现城市被包围而引起的断粮,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还要预防解放前后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必须加强巡逻护校,以确保学校的安全。
    我当时作为一年级级会的主席,担负起了储粮的任务。办法是开办“粮食银行”。所谓“粮食银行”,就是与社会上的粮食商店合作,一方面在校内设粮食储蓄窗口,让学生把手头的现金,按当天的市场价格折合成粮食斤数,存在我们的粮食银行里;另一方面,我们把储户的现金,交到粮食商店,按市价买成相应的粮食斤数,并存放在粮店,必要时可随时提取。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当时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又可以在形势有变时,迅速把粮食运回学校,达到储粮应变的目的。
    这一工作很繁杂,也有风险。尤其到紧要关头,如果粮商跑了,粮食拉不回来了,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是对我的最大锻炼和考验。所幸在杭州解放前几天,我果断组织人力、运力,迅速把存放在粮商处的粮食抢运回学校,使其未受到损失。杭州解放之快,使这批储备粮根本未发挥到作用,以后又把粮食变卖成钱归还了储户同学,“粮食银行”也就寿终正寝了。
参加青干校使我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5月3日,杭州正式解放,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当时新解放的城市和各单位,都还没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急需培养一批青年干部,迅速开展建团工作。中共杭州市委决定,于7月初开办青年干部学校,由市青委书记喬石兼任校长,为期两个月。我被浙大学生自治会推荐,参加了这个青年干部学校。
    青干校虽然为期不长,但却系统地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从社会发展史,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形势与任务等,每一道题,都请名人做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消化。另外,还辅之以社会实践,组织学员到社会上去,结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如果说我以前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往往是自发的、 感性的,通过系统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革命理性认识,从而把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密切联系了起来。我的在校表现受到了好评,我在学习后期就被接纳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意味着我正式参加革命了。
两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全体学员均按工作需要,有的被分配到地方或机关单位去做建团工作,有的来自学校的学员,又被分回到原校去一边做建团工作,一边继读学习。我属于后者,回浙大后成立团工委,我任团工委组委兼土木系团总支书记。
   1951年我又响应号召去安徽寿县参加治理淮河工作一年;1952年经补课半年毕业,分配来到远离故乡的哈工大;195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逐渐发展成为“双肩挑”的干部:行政上做到黑龙江省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业务上做到哈工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