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元
张家口市及市立中学
伟大而壮烈的8年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在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向中美苏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凯歌声中，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迎来了建立独立自主、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8月，我八路军华北野战军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接管了中型城市张家口。这是我军历史上正式占领的第二个较大城市（第一个是哈尔滨）。当时的晋察冀边区 政府随之迁入张家口市上堡区，生产、生活秩序井然，民生、民主得到了发扬。
在张家口市内，唯一的一所正规的有初高中的中学就是张家口市立中学。我进入这所中学学习是有一番波折的。在1946年6月，河北省怀安县两级学校，校长张莹（八路军营教地员）同志保送我去宣化师范学校就读，因为报到时方知年岁太小而婉言拒绝接收。在此之后，他又保送我去张家口市立中学学习，编入第九班。这个班有40多位同学，绝大部分同学对我这个当地学生特别好（后来知道这个班的同学绝大部分是来自延安的干部子女）。对我来说，结束了动荡的一年多的生活，得到了难以得到的安心学习的机会，当然是感激共产党和八路军了。
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不顾两党在美国军事调节执行小组主持下达成的《建立民主联合新政府的协议》，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并于1946年9月挑起了内战。在华北地区，傅作仪的部队，首先向张家口市发起进犯，以飞机轰炸为先导，继而是骑兵旅的横扫（骑兵旅是傅作仪的精锐部队），我八路军和边区政府被迫撤离张家口市。
作为张家口市立中学的学生的我，在这严峻的战事关头面临着“跟谁走”的选择，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选择！
撤离张家口市
张家口市立中学的校长是郝人初同志，他是由延安过来的老干部。他身负重任在新解放区内办好这所中学。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在入学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有三次以上在班级的教室里见到了他的身影和当面教诲。他的言语和行动使我们感到是那么亲切、和蔼、善良、朴实而真诚。他对我们的关心是从生活、学习、思想到身心健康，完全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同学们与他的距离拉近了，以往在脑海中的神秘感、害怕心理和“官气”的压抑，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慈父般的师生关系。
他的为人处事和高尚的形象，使我联想到1945年8月驻在我家的八路军某团张团长的親近身影和爱民之举；想到怀安县立两级学校张莹校长，想到怀安县县长姜涛（八路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兼县大队政委）等人的形象，他们都是那么自然地、本色地表现平易近人，爱护百姓，心系平民，纪律严明，因而当然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爱戴。
有了这些“被征服”了的人心积累，当郝人初校长在做撤离张家口市的紧急动员时，我完全处于聆听父辈教导的状态。所以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动员讲话的主要内容。他说：“这几天我们连连受到敌机的轰炸，是因为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执意挑起内战，对我解放区实行突然袭击。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不得不向老解放区撤退。但这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反攻的。现在不容乐观，要做好三五年的准备。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一定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反对派的。谁好、谁坏，哪个心眼儿坏，哪个心眼好，老百姓看的清清楚楚。”他继而强调说：“撤退也不可能是顺利的，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因为傅作仪部队占领了铁路沿线和公路，我们只能在敌机看不到我们的晚上，摸黑向老解放区撤退。虽然有战斗部队的保护，也要做好艰苦再艰苦的准备。”他特别强调说：“跟随部队向老解放区撤退，完全由同学们自愿决定，回去同家长商量以后再报名。”他还宣布：“根据中央对华北军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凡是跟随部队撤离的学生，一律算作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
听了郝人初校长的动员之后，我的心动了，暗暗的想跟八路军走。于是，连晚饭也没吃就直奔叔父家去征求意见（当时父母都在怀安县城）。叔父是张家口市参议员（政协的前身），当我向他讲述了郝校长动员报告的内容后，他立即表示：支持我随军撤离张家口市，并给了我两本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还送我一套夹衣裤和一条毯子。我返回学校立即报了名。报名后告知：不在另行通知出发时间，为避免意外，听到紧急集合的打击钢轨声，自动到操场集合。1946年9月18日晚，趁着夜色集合编队离开了张家口市。是慈父般的吸引，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也开始了我光明的一生。
新保安大队千里转移
报名跟着八路军撤退是一次下决心的考验，真的要去集合离开张家口市，却是关键时刻的严重考验。其实14岁的学生谈不上有什么觉悟，有多高的认识，就是八路军好的感性驱使，下定决心走出了这一步。
“九·一八”，在这个难忘的日子的夜里，凡是跟随部队撤离张家口市的学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由郝人初校长担任，副大队长有张杰同志（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和张迅如同志。为行军的隐秘和领导行军的方便，边区政府将大队命名为“新保安大队”。这支300多人的队伍，在前边有敌人阻击，后边有敌人追击，空中有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境遇中，只能白天宿营，晚上趁黑行军，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华北部队的关怀和掩护下，沿着较为安全的路线，爬山涉水，辗转千余里，硬是把公路距离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离开了张家口市，穿过京——张——大（同）铁路线，涉过洋河到左卫、黑沟、花梢营，又涉过桑干河进入山西省的广灵县境和灵血县境，翻过太行山到达下关，而后又进入河北省西部的老解放区阜平县，宿营于城南庄和陈庄，以后又较长时间驻在平山县西黄埿村（位于滹沱河南岸，现为岗南水库的一部分，距西柏坡约20公里左右）。
小小的年纪，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我军处于劣势时期，撤退行军是对我们的磨炼。首先是心理与意志的磨炼。在“前”、“后”、“空”都受敌的危险境地中，传来不好的消息：病号队的警卫员被国民党部队俘虏并杀害了，还把人头掛在怀安县西城门楼上示众。离家越来越远了，想家之情，难以压制，偷偷地哭泣，也曾动摇过，最终是革命队伍中的兄弟般的温暖与关心（夜盲症的我被分队长用树枝牵着摸索前进，避免掉入水沟和山坡下）使自己熬过来了。其次是生活上的磨练，每顿饭都来之不易，中国农民的人性表现，宁愿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给共产党的军队吃。包米面粥中加野菜（自己去地里采集的），就是一餐；小米饭、小白菜也是一顿；偶尔吃一次小米饭、土豆炖大头菜，那就是改善伙食了。一次路过一片胡萝卜地，刚好敌机在上空盘旋，我们立即就地卧倒，我们在上衣兜里装的小勺可派上“业余”用场，用小勺挖了几根胡萝卜，好心好意地来交给炊事班，却根本没有想到的是违犯了群众纪律，晚点名被当众批评，并由大队部派专人去附近村庄找该地主人进行赔偿。再次，一路行军宿营，多数时间是住马厩、碾房，空闲仓房，在柏林庄住学校的教室那算是上等的待遇了。
分队长去何处
撤离张家口市时，我被编入九分队，分队长是魏树田同志，分队副是安运权同志。这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年岁比我大3岁左右。他们有时分别带一名同志为大队“打前站”（比大队伍提前若干时辰先去前进的道路上安排食宿，沿路用色箭头标明队伍应走的方向，即新保安大队—→），也有时去“段后”（收容病号和掉队人员）。他们的工作特别辛苦，总是像亲哥哥一样照顾大家，有时替体弱的人背背包；夜行军时用树枝引领患夜盲症的同志，生怕同志掉进水沟或摔下山坡。因此，大家对他们都很尊敬。当大队伍即将进入山西省灵丘县境时（距河北省蔚县不远，蔚县一直是游击区），早晨起床号吹响，集合队伍喊口令的人换成是王昌龄和葛志学了，魏、安两位的身影不见了。他们的突然离走，引来了诸多议论和猜测。有的说：离家越来越远，是不是“开小差”回家了。有的说：怕艰苦、怕被俘，趁“打前站”之机逃跑了。还有的说：往家里跑的路上，没准儿被国民党抓去杀头了，等等。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两个人不能像有人说的那样。真是吐沫星儿也能淹死人！冤枉了好人啊！而后才知道，他俩是被南山（蔚县）里打游击的县大队调去充当骨干，扩充县大队，在山里就地参加游击战，运动战了。全国解放后，我在天津市北郊总后勤部物资供应站遇到了魏树田同志才知道他们两人突然离去的原委，才知道我们队伍中大年龄的人有随时充实战斗部队的任务。
“三八制”的养育情
当我们一路艰辛地撤退到平山县西黄埿村时，这个老解放区的环境容我们安定了下来。结束了紧张的撤退状态，在对行军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行军转移时的部队编制与原有学习班级有机结合，实行“三八制”（即坚持8小时学习、坚持8小时睡眠、坚持8小时军训、文娱宣传和生产劳动）。在这样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郝人初大队长（也是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的校长）始终不忘这支革命的“根苗”。当时，尽管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但是，每天8小时的学习在场院里、在山坡上、在柿子树下，我们坚持着。人手一个“小马扎”是我们的坐椅；一片硬纸板是我们的课桌。尽管是麻纸的笔记本也要正反面使用，煤油或花生油灯是我们学习时的照明。大家为革命和将来的建设而学习的目标非常明确，学习的尽头特别足，人人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郝人初大队长不止一次地反复叮嘱大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充足的睡眠时间是青少年时期身体健康的保证。他在焦家大院（破落地主）等地，租借了住房40多间，300多人安居了，结束了游击生活。郝人初大队长不忘记从各方面入手培养革命后代。生产自救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生存方针政策，我们这些人也不能例外，不能全靠老百姓来供给，也要有上缴生产任务，但与成年人区别对待。我们承接做军鞋、军服的任务，有自编自唱的歌曲为证：“……八月的秋风凉，收了工，小小的年纪意志坚定，手能做活儿，腿能行，斗争艰苦，艰苦斗争。你锁扣眼儿呀，我铺花……”所以缝被褥、做棉衣棉裤、做军鞋都是在老乡指导下学会了操作的。此外，上山烧石灰，帮老百姓收山货（核桃、柿子、黑枣等）等等。虽然做不到自给自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参加土地改革
1947年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以后，老解放区纷纷行动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我们利用晚饭后的时间，首先进行土地改革的舆论宣传。拿着土造（用硬纸捲）喇叭站在房顶上（河北省西部农村的房顶是平的，可以囤粮）讲解《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同时有人去挨家挨户地进行家访，动员穷苦人民起来革命。依据党的政策，让地主、富农分子把多余的土地和住房交出来分给没有土地和住房的人。还有一个对待浮财（即金银财宝、细软绸缎等值钱的东西）的政策问题。土地、房屋是明显的，按政策办事，不能“扫地出门”，让地富分子自食其力。而在对待浮财的问题上，很容易出偏差。在我们驻在的西黄埿村，就在“挖浮财”问题上出现了违纪政策的现象：有一个被斗争的小地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说是在坟头上埋着元宝。当贫雇农代表去挖掘时，一无所得，被骗的群众激怒了，随即将他送上了滑车（即将两手捆绑起来，栓在滑轮上绳子的一端，用另一端将其吊在木架子上）。“上滑车”的时间一长，人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在逼问下又编造，当即将他放下来去挖掘，当然又是一场空欢喜，理所当然地又被吊了起来。这种现象被郝大队长知道了，马上得到了制止。更为严重的是，听说洪子店（乡镇）的老乡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捆在公路旁的树上，名义上是开完斗争大会后游行示众，实质上是乡镇干部放任不管，任凭群众对其打骂。党中央很快了解土改中出偏差问题，迅速将解放区内土改工作中的偏离和违背政策的事件加以纠正。“纠偏”是土改能顺利进行到底，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的重要任务，我们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来，成为一支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的尖兵队伍，到处宣讲消灭地富阶级、消灭剥削，但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本人，也不能“扫地出门”（扫地出门就是将地富分子撵出房门无地自容），让他们仍然有应该有的那份房子住、应该有的那几亩地种，是将他们改造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新人。
文工团上前线慰问
我们大队有自己的文工团，团长由大队长郝人初同志兼任。平日里，文工团为当地老百姓和后方机关部队演出。受军区首长之命，一年四季，平均有20多次上前线演出。在进北平之前共计演出大约300多场。演出的剧目有大型歌剧《白毛女》、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和话剧《小砲班》等。演唱的歌曲有：《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灯碗里没油灯不明》、《我擦好了三八枪》、《说打就打》、《咱们都来自民间》、《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八路好八路强》、《二月里来》、《南泥湾》、《生产大合唱》、《信天游》、《灯塔》、《延安烦》、《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毛泽东颂》（后来被禁止唱了，记得歌词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着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习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能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军区首长眼里真是不可小视的事。白毛女的扮演者有二人，一是少年时代的白毛女由林如为扮演（林如为在解放以后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四世同堂》是她导演的代表作）。由山洞中被解救出来的白毛女由祝英扮演（祝英后改名赵世芳，哈尔滨第十八中学高教）。大春的扮演者为林英（1948年组建毛泽东青年团时为团委书记）。黄世仁的扮演者是闫润田，穆仁志的扮演者是李焕德（进城后服务于部队文工团），黄母的扮演者是罗林（罗瑞卿大将之女）。一次在前线演出，差点儿出了大事：当白毛女被从山洞救出后，群众愤起控诉黄世仁时，剧情达到了高潮，演员喊道：“想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睛，我是烧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群唱：“千年的愁要报，万年的冤要伸！黄世仁呀黄世仁！”突然间一名战士站起来举枪将子弹上膛，瞄准台上的“黄世仁”就要打。这位战士完全进入了戏剧之中，竟然忘记了是在看剧，由于饱受地主恶霸的压迫，仇恨立即涌上心头，才做出了如此的举动。当然这一举动被班排长及时地制止了。就是这一突发的行动，证明了演出的成功。这名战士后来如梦初醒，和排长班长一起上台来向演员赔礼道歉。
至今还有很难忘记的是《兄妹开荒》中的哥哥扮演者王仲奇（现为哈工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扮演的情景（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也很难忘记本人在《小砲班》中扮演指导员的情景（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948年石家庄市解放，我们文工团开进石家庄市进行文艺宣传。教群众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以秧歌队扭秧歌打场向市民宣传党的多项政策（秧歌队中我是鼓手）。在庆丰剧院演出《白毛女》十多场次。这是我军进入石家庄市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深感光荣而自豪！
为记忆，将文工团的团歌录于下：
诞生在联中，年纪轻轻，我们是新文化的大军，看我是多坚决在革命的行列，看我是多快活，意志像钢铁！我们上前线，服务解放战争，用戏剧的武器来表演人民的英雄，放开了喉咙来歌唱着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是光荣的文艺战斗兵！
伊田大夫救我命
1947年夏，由于山洪暴发，滹沱河水突然泛滥，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顺河滩而下，水头足有两米多高。在平日里，我们经常在河里洗澡，由于只有一套军装（没有内衣裤），只好将衣裤脱下在河里洗净，趁岸边没有人时，晾晒到沙滩上，回到河中洗澡玩耍，待衣裤干了的时候，上岸穿起回村。突如其来的山洪，容不得你逃脱，只有被淹没的噩运。朱兴同志就是遭此祸秧的一个，他被洪水淹沧的奄奄一息、失去了知觉。伊田大夫及时来到了河边。她知道怎样抢救被水淹的人，就立即用自己的嘴对着朱兴的嘴，把他胸膛中的积水和淤泥硬是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又进行了人工呼吸，直至朱兴恢复了知觉，重新获得了生命。
还是当年夏天，因为居住环境缺乏必要的卫生条件，蚊子叮而传染的疟疾病流行，我们中间80%的人相继受到侵害。当时，医药条件极端困难，“奎宁”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哪里去讨换？！我们的伊田大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向能者以及老乡讨教偏方，将患病的同志们都相继治愈了。
仍然是灾难频出的1947年秋末冬初，我得了病，卧炕不起，全身无力，饮食难进，被隔离在老百姓的一间耳房里（即正方三间左右两边的房子），伊田大夫（郝人初大队长的夫人）数次医治、看护，不见好转，病情发展到自己无力坐起，更无力伸手穿衣的地步。我自己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有一天，我们分队的所有同志，从后门进入房间，顺序排队向前门走去，有的同志和我握手或示意，于是我意识到这是同我“告别”啊！当即眼泪顺面而下，想哭都哭不出声呀！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没有放弃医治的伊田大夫和郝人初大队长一起来到这间临时“病房”，双手捧着药片，用粗瓷碗盛着热水，将药片放入我的口中送下，并命我好好躺下休息，安慰我说：“要坚强、要挺住，不能让病魔吓倒！”中午、晚上伊田大夫和马明星护士又来喂药，第三天又是3次喂药，到了第四天，我感到有点精神气了，自己开始想坐起来。大约1周以后，病情有了好转。半个月后，逐渐在护士的搀扶下能下地走了。经过1个月的调养，可以回队和同志们一起学习，工作生活了。在恢复身体阶段，郝大队长，伊田大夫嘱咐炊事班长赵唤桐同志（从前线负伤下来的机枪班长），不离炊事班，要专门调理我的伙食，不能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日少吃多餐，小米饭涂上猪大油，我没少吃！到了我完全病愈之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伤寒病。那个年代，得这种病是九死一生的啊！是郝人初大队长和伊田大夫在我病危之时，以父母般的心肠派警卫员连夜骑马赶赴西柏坡中央医院恳求救命之药的（中央医院距我们驻地有20多公里）。中央医院在缺少医药的情况下，为了抢救像我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兵，毫无阻碍地答应了郝人初大队长和伊田大夫的请求，使我起死回生。终生难忘这救命之恩啊！没有救命之实，就不会有我现在的一切！感激呀，难忘啊！
冒险排炸弹
1948年我晋察冀部队运用攻坚战的形式，解放了华北地区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我们驻在北郊的柏林庄的一所学校里。是年5月，中央和华北局决定建立毛泽东青年团（解放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大队率先成立团组织，林英同志任团委书记。6月18日，我有幸被批准第一批加入毛泽东青年团。为了庆贺，不论是团员和非团员，相约到城边玩耍（因为平日没有任务不许进城）。路上发现，大地里有零星的未爆炸的炸弹，出于好奇心，我们就看中一枚最大的炸弹，长约3尺，有三分之一扎在地里。于是有人提议，咱们试一试，看能不能把它除掉，免除老百姓不敢下地的恐惧。为避免受伤，我们10几个人趴到麦地里，用饭勺（行军时携带有小饭碗和小铁勺）抠挖炸弹头周围的土，边挖边撼动炸弹。挖到差不多可以拔出来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有人建议把每个人的皮带解下来，条条连接在一起，拴住炸弹，我们都趴在地头低洼处，顺利地把炸弹拉倒下来。大家见未爆炸，就4个人一组用肩膀扛起来，向城防战壕走去。路途换了两次班，扛到了城防战壕（宽3米多，深2米多），大家喊一、二、三，一齐朝战壕里扔去。虽然未引爆，毕竟为百姓除去了隐患，心中无比快乐。然而到了晚点名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无意中泄露了“天机”突然被副大队长叫出队列，我和另一位第一批入团的同志“亮相”在全大队人员的面前，受到当众通报批评，属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真是胆大包天！他强调说：“幸亏没有出现意外事故，否则，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家长交代？！”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才清醒了下来，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呀！
晶体小盒事件
1948年7月的一次事故，就非常不幸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些美制兵器，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没有见过。一个装有浅兰色液体的结构小巧而复杂的长方形金属与透明体组成的“盒子”，是在我们驻地不远的战壕中发现的，一位同志见了好奇，便拣了回来，让大家观看。于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他又传给她……大家争着抢着观看，同时猜测是什么物件？为什么有时还会传出来吱吱地轻微响声？有人说是引信，有人说是定时引爆器等等。所以，为了让它引爆，就找了有一堵高墙的地方，几个人将它由这边扔到墙那边，又由那边扔过到这边。扔了数次，不见爆炸，这时开饭时间已到，就由最喜欢研究思考的四川藉的刘光曙同志（他来自大后方）拿在手里边走边看，边吃饭边研究啄磨。正在各班组（10人）分别围绕菜盆蹲着吃饭的时候，突然大院里一声巨响，弄得大家蒙头转向，以为是敌特破坏由墙外扔进来手榴弹之类的爆炸物，所以分队长芦述增同志（年令大我们3岁）指令大家立即就地趴下。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后，去观察了院外的情况，才觉醒是小盒内的透明体爆炸了！眼前看到的是：刘光曙同志面目血肉模糊，胸部也被炸开，双手只留下半个手脂，倒在地上呻吟着。对面蹲着的孙双立同志的面部、头部受重伤、散点点的血肉翻开。刘光曙同志背后蹲在另一菜盆周围的焦国成同志头上的毛巾也被冲击波吹走变黑。当即，大队派专人和伊田大夫一起护送伤员去石家庄市内医院抢救。由于伤势十分严重，失血过多，5个小时以后，刘光曙同志年轻的生命，不幸意外地丧失了，大家都十分难过。孙双立同志经过及时抢救，一个多月后才得以康复，但面部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疤痕。这笔血债应记在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头上！
兄弟俩还活着
1948年秋的一天，我们正在排练宣传节目，大队部有人来说：“有首长要见你”。我立即跑步奔向大队部。在半路上，只见一位骑马挎手枪身穿吊兜灰军装的首长和另一位挎公文包的同志迎面而来，我立即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我日夜都在惦唸着的，在家乡山沟里打游击的哥哥何绍舒啊！他是接受中央的命令南下工作团的成员，路过我们的驻地，看到新保安大队的行军标识，又见到的是一些“娃娃兵”，就以试试看的心情问讯大队部，结果得知有何绍元这个人存在。他喜出望外，太想见一面了，顾不得传令我去，就紧跟报信人员奔我所在地点而来，一见面，兄弟俩泪水俱流而下。交谈中，知道父母在家成天惧怕在西城门楼上挂的人头，不敢去看，有事时让临居们给报信。深深理解做父母的思念跟八路军撤离和打游击的两个儿子的心情是多么受煎熬和焦急呀！我俩商量决定，因为他南下目的地未定，由我给家里的双亲写一封报平安的信。哥俩的离别又相逢，可又要分开的兄弟情，难过啊！因为在战时，不容易有与战斗号令不相称的心情。临别时，他送我一套干部服（灰色军装）和一个文书挎包（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兄弟俩都还活着，我写了一封信，交给大队部。后来才知道，为了把这封家信送到，我们的机要交通员，扮演成一名卖水萝卜的小贩，几次都没有碰上家人出来，还是妈妈想儿心切，认为是不是卖水萝卜的人有什么事儿，就由内院走到外院大门口问讯，才让机要交通员完成了任务。我十分十分感谢这位不知名的交通员，他是无名英雄冒着危险他为我向父母传递了信息：兄弟俩活着！幸运啊！他是冒着风险走交通线的。哥哥何绪安（在游击队中的名字）南下到河南开封市，历任中共开封市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等职务，后因心脏病突发挽救无效而离开了人世，他没能享受到革命胜利后的好生活，更没能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诸位同学何方来
我们这支年岁很小的队伍，安居下来之后，就定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同学中最大的不超过19岁（地方干部班除外），最小的只有13岁。在撤离张家口市往老解放区进发的途中，一直受到战斗部队的保护。我们队伍中岁数大的同志，由于革命的需要，随时准备走上战斗的前沿，在行军路上有魏树田、安运权同志；在攻打太原市时有光荣牺牲的雪刚同志；有调往东北地区做机要工作的王一同志，等等。在这个集体中，除了大队部的领导之外，谁也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完全是平等、和谐地相处，谁也没有表现出特殊来，因而同志间结下的友谊是纯洁的、真诚的、高尚的。至于刘少奇同志之子、周总理的养子、聂司令之女、粟裕同志之侄儿、罗瑞卿同志之女、兰公武同志之子、周魏峙同志之内弟、康生的养子、张焘同志之妹、易礼镕同志之女、吴一贯同志之女、闫子之同志之女，等等，都是在全国解放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不少人是来自普通老百姓家。尽管有不少是干部子（女）弟，他（她）们从根上来说也是来自民间。我至今还记得“咱们都来自民间”这首歌：
咱们都来自民间，
劳动者出身的人民，
今天保卫民主，
为和平和自由而斗争。
十五岁我参加革命，
一直是跟随着聂司令，
为了反抗敌人，
枪一支握紧在手中。
咱们的朱总司令，
咱们敬爱的好父亲，
他说向哪里进攻，
哪里就歌唱着胜利！
路遇朱总与董老
1949年1月，我们由石家庄市向北平方向挺进。行军路线完全是沿着大路走，再不是撤退时为躲避敌机轰炸和地面阻击、追赶而钻山沟了！同样是行军，可心情完全不一样，这回是有歌声伴随着我们昂首挺胸前进了！
在由灵寿县沿行唐、曲阳、唐县向保定市行军的路上，我们的队伍在大路旁的一个茶水馆前休息，远处有一支马队小跑过来，四骑人马在前、中间有一骑人马、后边又有四骑人马。明眼人一看，中间的肯定是位大首长了，因为八骑人马绝非等闲之辈，保护的不是普通首长。当他们离我们歇息地很近时，人马全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我们最敬爱的朱总司令。他十分和颜悦色地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没等我们的回话，他一眼就看到了周小虎同志（原名颜一鸣、烈士子女、周总理的养子），便把他招呼了过去。这种场合，因为部队有纪律，谁也没有去围观。他看到革命后代都保留下来，非常高兴。他希望我们学习革命本领，健康成长。
朱总一行继续向北平方向前进之后，约过了一个时辰，又一支马队小跑过来，同样是四骑人马在前，四骑人马在后，中间一骑人马是一位胡子很长的首长，到跟前一眼就认出来，是董必武同志。没有停留超越我们急速前进，我们自觉地闪开在路旁，目送董老赶路。
中央首长在战争年代，在边区和老解放区内如此平易近人，不搞特殊，更没有鸣锣开道，是完全信任群众。是对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有威望的表现。
到了保定府，我们告别了两条腿跑路的“习惯”，坐上卡车（美式的）向北平进发，自在啊！
少奇探子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们随大军一起进了北平城，卡车直奔原国民党中央军的兵营——先农壇。为了安全起见，命令我们不许离开兵营单独进城（那时的先农壇感觉是郊区一样）。兵营内隐患很多，地雷遍布，在铁丝网上有，兵营边内外也有，工兵还来不及排除，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无谓的伤亡。一个月后，我们被安排到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院内的“一字楼”宿舍住下。生平第一次住楼房，高兴啊！新鲜啊！在街东对面就是北京师大附中。不几日，一个瘦弱面白、细高个子、学生模样的人来到我们队伍中，据说是从南方过来的，平日寡言少语。一个礼拜天，上面有令说，他的家长要来看他。大约中午时分，楼前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走下来的却是刘少奇同志。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在刚解放了的北平，来到北师大院内，没有警卫、没有戒严、没有兴师动众地来到“一字楼”。他在一层楼的一间宿舍内双层铺的下铺上坐定，同他的儿子和他的同志们一起交谈。房间里既没有拥挤，也没有人好奇地围观，一切都平静而自然，亲切而慈祥地家长探望孩子的一幕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掠过了。像这种情景，在事隔60年的今天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
奉朱老总和聂总命令转入哈工大深造
进了北平城，住进北师大院内的“一字楼”，绝非平常，是郝人初同志向党中央、华北局请示而得到批准给于我们系统学习机会之举。实际上，住地的对面，就是北师大附中，方便于我们去附中上课。第一次课的印象最深，是让人琢磨不定的魔术般的化学课。这类课不同于外语、语文、历史、地里、政治、数学，是在解放区根本没有条件可以开出的课程，当然颇觉新鲜，也引起了学习的兴趣。更为惊奇的是化学实验课，老师的示范表演让你眨眼中目瞪口呆！以后的物理课，颇感亲切、现实、直观。对于英语课，在解放区多少学过了一些，有江山野先生教过的基础，没有感到吃累，反而学习兴趣更浓了。难得的系统学习机会，令人十分珍惜，所以在北平时是如饥似渴地、日以继夜地主动获取知识来充实自己。后来，专门成立了北师大附中二部（即101中学的前身），我们已离开北京了。
1949年夏秋之交，哈尔滨工业大学到平津地区招生，郝人初同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他高瞻远瞩，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局请示，要将这批“红色根苗”培养成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朱总司令、聂司令签署命令，允许我们报名应考。考试科目有：时事政治、语文、数学、外语。考试结束若干天后，张榜公布录取名单。在师大附中临街墙上，红纸黑字，从右到左将录取正式名单竖着列出，最后还有备取生若干名。看榜时的紧张心情是忐忑不安，从后往前看，不敢去前面看，结果我们参加考试的人中，大部分都在录取名单中，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考试加保送被录取的。9月中旬，我们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经过山海关换东北币，过沈阳到东北局转组织关系后，来到了有传奇般色彩的、有“红色工程师摇篮”称谓的令人向往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先是入预科学习，后顺利地升入本科，划过8年的千辛万苦（绝非夸张！）学习，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可以说：有条件报答人民和党的养育之恩了。
在九泉之下的郝大队长人初校长，您的尚存在世的弟子们，都没有辜负您呕心沥血的培养和教育。在我们离开工作岗位休养的年代，都享受着沐浴我们幸福和快乐的阳光！
作者简介：何绍元，中共党员，1932年生，出生地：河北省怀安县，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来哈工大，1996年离休。离休时任哈工大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