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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参加援外工作的回忆---竺培国

发布时间:2015-03-24被阅览数:269来源:转自《纵横》杂志2015年两会专刊

    1982年9月末至1983年12月末,我作为援外技术人员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工作了15个月。时光荏苒,30年已经过去,但当时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仿若昨日。
奉命攻关   援助邻邦
    197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尽管已经“停课闹革命”多年的大学有了少量的工农兵学员,但教师们大多仍无所事事,他们希望早日接触专业知识,不要荒废业务。此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接到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有一项贯彻毛主席外交战略布署的重要任务,需要哈工大派人参加。上面来人传  达任务时说,我国要援助友好邻邦建设一座现代化的体育场和体育馆,黑龙江省的任务是负责设计制造体育场馆中大型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显示屏面积超过100平方米,计时部分要显示实时时间和比赛时间,记分部分显示数字文字和图形)。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革委会当然十分重视,当即组织计算机系、精密仪器系的教师成立课题攻关组,并与哈尔滨广播器材厂、哈尔滨电子仪器厂等单位共同协作承担任务。省电子工业局决定组成“会战指挥部”,领导此项工作。
    此项援外任务由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体委的同志告诉我们,巴基斯坦已经争取到1978年的第八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新中国成立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都曾经是中国的友好领邦。但是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战争以来,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而印、巴两国自上20世纪40年代独立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战争,1971年的最后一次印巴战争,以巴方战败而结束。在这种形式下,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理应支持他们申办,说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战路线的一个思考和部署。但巴基斯坦没有相应的体育设施,所以我们要全力支持他们,为他们修建现代化的体育场馆,提升巴基斯坦在亚洲的声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重新得到信任,接受这样光荣而重要的政治任务,真感到有所作为的日子到了,自然全心全意的投入而不讲任何个人条件。学校派出业务水平一流的计算机专家李仲荣作为整个项目技术负责人(相当总工程师),计时仪器专业则派出有我在内的三位教师参加,要完成三台大型电子石英计时钟的研制(体育场一台、体育馆二台)。近10年的业务荒废,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的电子计时记分显示装置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于是就到国内已有的体育场馆调研,同时收集国外相应资料。我们先后去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和上海万人体育馆考察,它们代表我国当时的水平。结果发现,那里的技术早已是该淘汰的了。工人体育场的时钟是由电机带动齿轮传动的指针式结构,由电动机驱动的时钟精度自然很低。而字幕显示屏上白炽灯泡的开闭(灯泡矩阵显示屏中,点亮所需灯泡即可以组成文字或图形,如同黑白木刻字画一样)是用机械触点开关。例如,要显示“毛主席万岁”5个字,得先做好模板,缕空雕出5个字的字体,将模板放在开关触点矩阵的上面,按下搬钮使开关触点通过缕空部分接触,相应灯泡接通点亮后即可显示字形,而未缕空部分则阻断了开关触点闭合,灯泡不亮。整个显示完全靠人工操作,每次使用,只能显示预先设计好的固定的字或图形。经过调研,我们感觉不能再采用这样落后的技术了。可当时可以收集国外资料也少得可怜,只有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几张照片以及匈牙利电子显示屏广告说明书等。看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课题组决定用计算机控制整个计分显示屏,文字、图形用键盘和穿孔带输入,计时部分则用高精度的石英晶体元件做为频率源,放弃指针式钟表传统模式而采用数字显示时间的新模式。控制灯泡开关则用无触点的可控硅器件。整个装置尽可能采用集成电路(当时上海已可以生产小规模集成电路)。方案确定后,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怕耽误了这重要的政治任务。在研制过程中,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来试验室参观大型石英钟的演示,还与我们做了技术交谈。1975年末,正当任务紧张地进行中,传来了令人意外的消息,巴基斯坦决定放弃举办第八届亚运会,这无疑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任务是干还是不干?好在不久传来指示,我国要援助第三世界的穷朋友,项目还要干下去。根据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援助那些国家建体育场、馆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因为举办体育比赛、大型集会有众多人民参与,其社会、政治影响也就大了。我们的首台大型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研制成功后,于1978年被安置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中。该体育场成为我国援助非洲第一座较为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也确实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该国政要多次参与在此举行活动和赛事。我国还派出技术人员(其中有哈工大两人)手把手教他们使用、管理、维护。自此以后一座座体育场、馆在非洲一些友好国家陆续出现,体现了中非友谊,扩大了我国的影响。
    后来,国家体委告之我们,巴基斯坦虽不举办亚运会,但我们援助的“伊斯兰堡体育综合设施”的仍要建设下去,于是项目得以继续,只不过时间延后了。
赴巴首都   参与建设
    1982年9月,我国援建“伊斯兰堡体育综合设施”中的体育场、馆土建工程基本完成后,场馆中的电子设备进入安装程序。我们受国家体委、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和学校的委派,一行八人(包括哈工大派出的王魁业副教授和我二人)于1982年9月末来到伊斯兰堡,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援外工作。
    “伊斯兰堡体育综合设施”占地数百亩,包括一座可容纳3.5万人的体育场,一座可容3000人的体育馆,一幢运动员宿舍,一幢官员办公楼。巴方由工程局(由军队退下军官组成)代表政府参与建设,中方由国家体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领导。整个工程设计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由天津市建工局组织施工;大型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由黑龙江省承担;灯光照明由上海提供;广播系统由天津广播局完成,塑胶跑道由河北省铺设。上述单位共同组成一个有60人左右的援外团队,并成立了党组织。除了各个项目的参与人员外,天津方面派出了总工程师,此外工作组还有一名英文翻译和一名乌尔都语翻译。总之,一切都非常规范,组织有条不紊。我们每天晚餐前要集中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定期开党组织会议,我记得还给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一名预备党员做了转正的评审,通过其转正。每周还由英语翻译为部分技术人员补习英语。各单位都要定期汇报承担任务的进度与质量。可以看出,这几十人的团队管理是着眼于任务的长期性,有严格的纪律。整个工程的技术由中方负责,土建工人由巴方招聘,由我方技术人员负责培训,指导他们施工。由于巴方工人技术水平及语言障碍,施工进度很慢。但经过三年的努力,待我们到达时各个建筑已基本成型,可以进行内部设备安装了。为配合由我们承担的计时记分显示装置项目,巴方还招聘了两名巴基斯坦工程师,一名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名毕业于拉合尔大学。他们对电子计时记分装置也很生疏。我们提供全部图纸资料,细心讲解,以便让他们能使用、维护设备。
    在体育馆施工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屋顶跨度大,加之原造型设计的要求,使得屋顶坡度很小,导致屋顶局部钢结构变形造成凹陷,下雨时雨水沉集形成漏雨。工作组请示上级后,从国内调来人员,在屋顶上铺上大块橡胶垫来解决漏雨问题。这说明我们技术人员设计经验不足,但能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认真解决,今后的设计水平就提高了。
    援巴体育场馆可以说集中了当时国内各方面最新技术和设备,无论是建筑造型、施工方式,塑胶跑道、照明、通信广播、计时记分装置等大多是新研制成功的。这反映当时我国援外工作的特色。
在巴工作期间,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第一副部长郑拓彬和驻巴大使王传斌都来过工地看望过大家,鼓励援外人员高质量完成任务,增进中巴友谊。
发扬传统   艰苦朴素
    由于工程施工期长,我们自设食堂开伙。大家还在驻地开辟了菜园,从国内带来的种子在园内茁壮生长。我记得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种水黄瓜,味道比当地品种好多了,连巴方工程局的官员品尝后也连声称赞。当时工作组负的责人,国家体委的鲍司长是个老革命,耕作最为勤快,闲暇时带动大家去菜园收拾。于是收获的蔬菜源源不断送到食堂,大大降低了伙食成本。食品采购则由大家轮流担任。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专款专用,但大家仍想办法学红军时代伙食结余后给战士发“伙食尾子”的办法,挤出一些钱买些国内市场尚看不到的罐装奶粉、果汁粉、咖啡、可乐等食品分给个人,但大家都舍不得吃,准备带回国去给家人们一个惊喜。
    援外人员的待遇实行不同的等级,带队组长的津贴是人民币120元/月(可兑换美元的外汇人民币,当时国家确定1美元兑换1.8元左右人民币),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是105元/月,我当时刚评为副教授,可拿高级职称级别。工程师是78元/月,技术工人大致是65元/月。这些钱攒起来,可以在国内购置援外人员的5大件(即照像机、录音机、彩电、冰箱、洗衣机)。当时这些钱大部分并不发到个人手中,而是存在使馆经参处,按当时与美元比价计算,假如人民币贬值,我们可按存时比价计算,不让个人受损失。
    整个项目的管理几乎是封闭的,只有每个星期五(伊斯兰教的休息日)可以到附近市场逛逛,每两周可去离伊斯兰堡很近的老城拉瓦尔品第游览,有汽车定时往返。假日也可以去附近钓鱼,鱼竿、鱼膘都是自己做的,只须买鱼线、鱼钩即可垂钓。那里的鱼很多、也很好钓,每次出去都收获颇丰。我们在附近拉瓦尔湖曾钓到一米多长的淡水鳗鱼,肉质十分鲜美。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小河沟里钓甲鱼(当地人叫“嘎其瓦”),当地人不食此物,加上生态条件又好,故甲鱼又多又大,因而穿过工地的小小河沟中竟有大到几十斤的甲鱼。我们用自制的钓具钓过60余斤的大甲鱼。钓鱼既可增加乐趣,又可改善生活。我们食堂中最多时存过10来个20到30斤的甲鱼。
    我们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可从使馆借影片回来放,好的影片看过多次仍受欢迎。1983年春节后不久,从国内送来了首届中央台春节联欢会的录相带,大家更是百看不厌,弥补了思乡之情。那时的通信条件很差,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只有信件来往。每周有外交部信使飞抵伊斯兰堡,带来国内家属的信件,而我们的信件则集中交上后由信使带回。飞机经常是晚间到达,工组组派人去使馆取信,因此无论再晚大家都不睡,等着国内亲人的信件,真正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滋味。那是,我们刚接触彩色照片,还会从津贴中取出一些钱,拍彩照寄给家人。
优良生态   令人神往
    伊斯兰堡是新建不久的首都城市,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树木花草繁茂。夏日早晨,我们经常被窗外的鸟声吵醒,白头翁、班鸠、喝不知名小鸟叽喳不停。不时,一群群色彩斑斓的鹦鹉飞不时飞过树丛。天暖时,甲鱼纷纷上岸晒太阳( 俗称“晒甲”),人一经过则迅速下水逃离。在稍远些的山中,我们还看见到过野生弥猴。拉瓦尔湖边树丛中有成片的白鹭飞翔。优良的生态环境实在令人神往。
    重要的节日巴方会安排我们去旅游。我们去过拉合尔,乘车9个小时即到达这个与印度毗邻的历史名城,整个城市充满了伊斯兰的建筑风格,巨大的清真寺透着庄严肃穆的气氛。这里有建于1566年的拉合尔堡,这是一座高墙环绕、气势恢弘的王宫,为拉合尔市标志性建筑。美丽的夏丽玛公园修建于1624年,是莫卧儿王朝时期园林建筑艺术的杰作。以上两处景点于1981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曾到此地访问过,在中巴友谊的史册中留下了宝贵的一页。伊斯兰堡市南的玫瑰和茉莉公园的夏克巴利山上有两株友谊树十分引人注目,那是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访巴时亲手种植的。我们去时友谊树早已是葱葱郁郁,生机盎然,30年多过去,想必他们更已长成参天大树,象征中巴友谊深深植根于两国人民心中。
    巴基斯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人们每天5次向着麦加圣地做祷告。每当广播喇叭播出阿訇的诵经声,人们都会放下工作虔诚的跪拜。1983年,伊斯兰教最重要节日斋月时逢夏季(伊斯兰教历一年约355天,斋月每年要沿公历向前移约10天,所以斋月在公历中不是固定的)。斋月中,人们在日出前就餐,下次进餐则在日落之后。夏季日出日落之间长达14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虔诚的教徒不吃食物,修身养性,但是产妇、儿童和病人不受此限制。一个月的斋月结束,民众迎来如同中国春节一样热闹的“开斋节”(宰牲节)。大家宰牛杀羊,举家欢渡佳节,真是“先吃苦后享受”。
    伊斯兰教的节日很多,再加上中国节日,所以我们是经常放假过节,工程进度当然受影响,好在巴方并不着急完工。巴方工程管理人员多来自军方,时间长了,也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位官员说他参加过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去过前线,战斗中被印方俘虏过,经停战协议后才返回巴基斯坦。谈及此事他毫不顾忌,认为被俘说明我是在战场的第一线战斗过,是为国家出过力的,是经过生死考验的,理应在工程局承担现在的工作。
祝愿邻邦   国泰民安
    在伊斯兰堡郊区,我们看见不少来自阿富汗的难民。1982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事还在继续,不少阿富汗难民流入巴基斯坦,他们大多住在市郊帐篷中,间或可以看到难民牵来的骆驼,生活十分艰难。一晃30年多过去了,阿富汗至今仍有外国军队驻扎,人民生活依然困苦,令人惋惜。阿富汗的动乱也影响其邻国巴基斯坦,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民族(例如普什图族),也都有塔利班在活动,影响各自政局。巴国政局一直多变,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先是总理布托被判死刑;后来军方强人、总统齐亚 .哈克坠机死亡;布托之女、总理贝.布托遭暗杀离世;再后来军方穆沙拉夫当政,时间不长即被推翻流亡国外,最近回国又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前几年,9.11恐怖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于巴基斯坦。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也未举办过一届亚运会,令人遗憾。不过,不管巴基斯坦政局如何,中巴两国的传统友谊是牢固而深厚的,我们也为中巴友谊贡献过一份力量。我们衷心祝愿友好邻邦能克服一切困难,早日实现民族和解,政局稳定,发展经济,做到国泰民安。
    30年多过去了,我们庆幸国家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经济不断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节节提升。那时只有出国人员才能购得的几大件早已家家普及。就拿我们援外的电子显示屏来说,当时只能用白炽灯泡做为一个像素,非黑即白。由15600个灯泡组成的显示屏也只能显示文字和简单的图像。而现在我们早已掌握了最新显示技术:采用三基色LED做像素,不大的显示屏像素可达百万级至千万级,每个像素还可有16个灰度等级(从亮至灭,可调节16个亮度),可以实时地播出高清的彩色画面,在国内众多的体育场馆,交通枢纽、百货商场中,高科技的显示装置比比皆是。科技的进步反映了国家繁荣昌盛,30多年来,我们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衷心希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竺培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现任校老科协副会长兼老年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