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建国前的若干往事

袁礼周

      我出生在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农村。掘港是如东县县府所在地，地处黄海之滨，是苏中与苏北相联系的一条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四军和日伪（大汉奸汪精卫的政府）都很重视这个大镇、重镇。1941年日寇占领掘港。1943年，日寇对苏北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他们运来500多万支毛竹，编织篱笆，从长江沿线到黄海之滨构成了一条周边长达200多公里的“清乡”包围圈。在这条封锁线上，筑碉堡，设岗哨，企图消灭新四军。

      后来，祖父接我到南通市上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日军炮击南通，轰炸南通。那时，经常听到防空警报，各家玻璃窗上都贴着防震条，以免玻璃震碎伤人。敌机来轰炸时，我们就躲在八仙桌（大四方桌）下，上边用棉被盖着，来“保护”自己。那时，小学老师告诉我们学生每周要交“飞机捐”，一个铜板也可以，说是用来买飞机打日本人的。

      日寇侵华步步逼紧，祖父带着我逃难到南通市石港镇农村。但石港的日本鬼子，又经常下乡骚扰抢劫。有一次，日寇夜间突然袭击，村里的农民纷纷躲藏，有的人就躲在土墙与护墙帐之间，日军就用刺刀刺，刺死和扎伤了几个农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凶狠，我很憎恨日本军。我们死逼无奈，又逃难到掘港，我在掘港小学上学。

      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后，我亲眼看到许多新四军的伤员，在当时掘港西街的国樑医院治伤。我想，为什么国民党放着日本鬼子不打，而来打自己的同胞？这迫使我在政治上要有所选择。

      日寇的铁蹄，不断践踏我国的领土。由于日寇的侵犯，新四军从掘港转移到农村去了。1941年8月，掘港被日军占领。

      1942年，我从掘港小学考入掘港中学。那时，日军派一名叫野野山的人来学校教日语，宣传“王道乐土”和“武士道精神”，搞奴化教育。大约在1944年，汪伪政府在南通搞学生夏令营，学校派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活动。在一次行军中，我亲耳听到两个汪伪官员在悄悄议论怎样发财，其中一个说：“要发财，就得把心拉偏了”。 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刺耳，心想他们真坏！在这次夏令营中，官方还向学生灌输“曲线救国”的“道理”，说什么大汉奸汪精卫是继承“国父”（孙中山）“遗志”，“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从受民族压迫的爱国思想出发，认为你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汪合流，管你说得多么有“道理”，反正你汪伪政府不是好东西。

      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有个小的德兴书店，书店老板叫何德隆，是掘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常去书店看书，与他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交流，他对我帮助很大。

1944年，汪伪政府如皋特别第四清乡公署为庆祝“清乡”一周年，在如东县马塘举办运动会。运动会结束后，汪伪区长和校长不顾学生，径自坐汽车返回掘港。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把对日伪的不满、憎恨和反抗，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我带头和其他几个同学，用砖块砸了汽车，责骂了他们。回校后，该校长气急败坏，贴出布告，“开除”我的学籍，一时师生群情激愤。地下党通过管惟炎（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冯刚（原吉林人民出版社总编）等同学发起罢课，坚持数日，以示抗议。我对“处分”不予理睬，仍到校参加活动。开明的教师，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叶孟青女士，还到我家来，给家长做工作，劝家长不要怪罪我。后来，校长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只好请人出面打圆场，对我也不提“开除”二字了，罢课取得了胜利。这次罢课，显示了师生团结抗日的进步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1941年8月，掘港在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中沦陷。共产党员何德隆接受党的指示，留在掘港进行地下工作。早在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掘港后，何德隆就参加了“青年抗敌协会”，同年11月，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东进后在掘港发展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之一。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掘港，何德隆被捕，1947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现葬于如东县烈士陵园。  

 

 

2001牟8月何德隆 

列士座谈会部分同志合影，

后排左二为袁礼周

  

 

      何德隆以德兴书店为掩护，从开展文体、读书活动入手，逐步团结了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活动。

 

      何德隆的德兴书店，在掘港中学的斜对面。我常去书店看书，何德隆一方面介绍进步书籍给我看，同时还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为了掩人耳目，他将收集到的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秘密藏在冯刚家，我就到冯家去借阅。我借阅的书，印象深的有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延安的整风文献等。通过读书和与何德隆的交谈，使我对抗日和革命有了初浅的认识。何德隆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1943年秋，何德隆与读书会的几个同志商量，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日伪的“清乡”斗争，应扩大活动范围，要办一个文艺性的刊物，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参加，通过传读和投稿，提高他们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刊物取名《寒星》，出自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最后一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刊物不易过分暴露，文字比较隐晦。我先是传看，后来也投过稿。

      记得我写过一篇题为《卖糖的王小二》的文章。在我每天上学的路上，经常碰到王小二，他用扁担挑两个筐，摆着“梨膏糖”等自家制的糖块，以卖糖为生。我和他攀谈过。他与我同龄，但因家境贫寒，只好辍学从商，为其家庭补贴生活费用。我很同情他，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王小二”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一个侧面, 文章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稿件是我自己用手抄写在《寒星》发给我的统一印制的稿纸上，稿纸印有红色的横格，有一般书的一半大，可以揣在口袋里。抄写完后，由何德隆派人将稿件收集起来，再装订成册，然后传看。

《寒星》的内容和题材很广泛，有诗歌、散文、小说、漫画等，作者多数用天上的星座为笔名。

我后来知道，由于形势的发展，《寒星》的骨干分子都加入了地下党，投入了更大范围的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寒星》就停刊了。地下党员朱则徐（朱炎，离休干部）同志为保存这些珍贵资料，将其埋入地下。可惜，待到胜利之时挖出，已全部烂毁。

      开展对敌宣传，向日伪人员散发传单，是掘港抗日地下活动的重要工作。

1944年夏季，根据地送来一批小册子和传单，由于这些是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支部的日文宣传品，只有送到日军手中方能发挥作用。何德隆等人曾想过一些投送方法，但无一可行。初秋，驻掘港日本警备队在其营地旁（附近民房早为日军拆除）操场上公映电影，宣传“大东亚圣战”的“赫赫战果”。真是难得的机会，这天夜晚，我们身藏传单，纷纷进入放映场，天黑开映后，在场内、日军营房的墙边，撒下大量宣传品。冯刚和管惟炎等人，还将宣传品塞进幕旁的喇叭里，放在发电机的垫板上和装机身的木箱中，甚至塞进一些站着看电影的日军皮靴里。日军吃了这一次亏后，再也不敢在掘港镇上开电影“招待会”了。                                   

      1945年初夏，何德隆按照根据地送来的对敌宣传提纲 ，针对汪伪人员的情况，编写了一些传单。当时的传单是用铁笔、腊纸、钢板、油墨、排笔、墨滚、玻璃板等工具印制出来的。

一天晚上，我们分片包干，统一行动，张贴传单 。我家在掘港西街住，就被指定负责西街这一片。我将传单放在裤袋里，另一只裤袋里放着一团团的浆糊。天黑后，在街上的一侧,我两手反剪身后背靠着墙，佯装无事休息。待无行人时，将传单抹上一团浆糊，贴在墙上，然后用后背紧贴墙使其牢固，等没有行人时，我迅速走开，再到另一处去贴传单。

     这天晚上，周树林（杨明，离休干部）负责和我临近的一片。他贴传单时，遇到汪伪军正在盘查行人，由于他反应迅速，行动敏捷，虽遭追捕、枪击，他穿过胡同，终于脱险。但他在被伪军追击的过程中，跑丢了一只鞋，何德隆知道后，马上派人连夜把鞋找到，消灭了“物证”。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周树林两人去散发根据地印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反攻的宣传品。我把宣传品放在书包里，走到民众教育舘（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舘），由周树林放哨打掩护，我走进报刊阅览室，佯装看杂志，乘无人注意，将宣传品夹在杂志里，然后我们很快离去。

      又有一次，是给汪伪军政官员发恐吓信，要他们弃暗投明，改恶从善。我们事先摸好他们的住处，夜间将恐吓信从他们住的大院的大门门缝中塞进去。

      这些活动，在居民中纷纷传说，说新四军大批便衣进城了，埋伏在全掘港镇上。这使汪伪人员在政治上、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感到十分恐慌。

      有一次，日军还“请”我们高年级学生去他们驻地吃日本饭。我估计，他们想看看面孔，想从我们当中找出“反日分子”。幸亏我们都是在夜间行动，平时注意隐蔽，没被查出“破绽”。

      掘港沦陷后，掘港中学于1943年再次复校。何德隆指出：进行奴化教育和反奴化教育应是校内斗争的焦点。

      在布置教室方面，何德隆亲自用美术字体写了“严肃活泼”四个大字，由冯刚等人贴在教室正面，周围墙上贴的是用日文写的名人名句。高年级这样做了，其他班级也仿效起来。校方和伪政工团的人员对此还比较满意，他们哪里知道“严肃活泼”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

公民课，是日伪的政治课，常常是伪政工团的人来讲。大家抵制不去听课，或乘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时，借故纷纷离开教室，加以抵制。

      音乐课，校方要教员教唱日伪“ 清乡” 的歌曲。我们就把歌词中的“清乡” 改为“清箱”。其寓意是日伪实行“ 三光政策”(杀光、 烧光 、抡光), 把箱子中的东西抡劫一空, 可谓清空了箱子。 然后, 我们把改过的歌词摊放在风琴上。 教员看到后,也就不再教唱类似的歌曲了, 而改为教唱“满江红”、“天伦歌”、“燕双飞”等带有民族气节，呼吁社会平等的歌曲。这些既不是抗日歌曲，又不是“清乡”的歌曲，比较中性，但又有教育意义，校方也查不出什么。

      1945年，开学伊始，我们班上来了两个陌生的学生，一个是伪军官的子女，另一个则弄不清他的身份和来历，年龄又比较大。我们与这两个“学生”都保持距离。

闹得比较大的是因“开除”我，地下党指示发起罢课。这显示出掘港存在着一股抗日进步的力量，是给日伪教育部门的一次沉重打击。

     据我后来知道，地下党还派人做搜集敌伪情报的工作。搜集到的情报，汇集到何德隆处，由何德隆密写。传递的方法是用写上情报的牛皮纸，包上好几本书，写上某某收。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国画的立轴或对联的脚子的封头拆开，将情报装入后照原样封好，当作礼品送出去。

      我从耳闻目睹，学习提高，到亲身实践，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从这两点上我相信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有了入党的愿望。

      1945年的夏天，大约是六七月份, 何德隆通过管惟炎给我一张表，要我填写。这张表大小为32开纸，共4页，是入党志愿书。我填写后，又经管惟炎交给何德隆。没过几天，何德隆派人通知我，要找我个别话，约我在城外的北侧土山上见面，那里比较空旷，很少有行人。我们长谈了很久。他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看法，以及参加地下抗日活动的体会，并且嘱咐我要注意保密，要注意隐蔽。最后，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已成为地下抗日工作的正式成员

      1945年10月，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何德隆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在10月23日晚上宣誓入党，何德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46年3月12日，经党组织决定，我离开掘港，直奔东北。

      1946年春，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禦”的战略方针，各地要抽调部队和地方干部到东北，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我和管惟炎、冯刚、仰星如、彭正陶5名党员，于当年3月12日，离开掘港，踏上北征之路，直奔东北。

 

 

 

 

1946牟3月11日欢送赴

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合影留念。

后排右一仰星如，右三冯   刚，

右四袁礼周，右六彭正陶

 

 

 

      我离开掘港，家人不知道。那时我常背着行李，随黄海剧团外出演出(我曾是黄海剧团的演员)，或出去参加集训。我撒了谎，说到外地去一趟，三五天就回。行前，我从家里拿了一块手表，做为“盘缠”。一直到淮安市，离家五六百里地后，才给家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去向。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不能互相通邮，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我才与家里联系上。

      一路上，我们主要是步行,每天大约行军50里路左右。从3月12日离开掘港穿过江苏、经山东到达辽宁丹东市。我们每人背着行李和文具袋, 我在袋里还装了一些书。由于长途行军，领导要求“轻装”，我忍痛将心爱的一些书扔了。我们多数是在老百姓家吃饭，常常是吃煎饼和地瓜干。山东的枣树很多，有时我们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还没找到指定住宿的村庄，饿着肚子就到枣树底下检枣吃，吃得好胀肚。晚上常是睡地舗，地面铺着干草，当褥子用。有时，我们还到兵站休息几天，同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随着向北走，各地抽调到东北地区的干部聚集起来，人越走越多，有时我们还遇上大部队。

遇到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就晚上行军。过胶济铁路时，晚上摸黑走路，远处可看到被国民党占领的青岛市的灯火。这天夜里，过封锁线的人很多，有部队护送我们。上面给了口令，以辨敌我。领导事先布置，如若遇到敌情走散了，次日一定要在指定的村庄集合。这天夜里，真的遇到敌情。前面的同志传出消息，说有“情况”。我们随即三五成群，分散在田野里藏身。幸好我们没有碰上敌军，就这样折腾一宿，次日天明后在老百姓的热情帮助下，才找到集合地。

      我们从山东龙口上船，也是夜间航行，白天怕遇到国民党的军舰。

我们在船舱底部躺着，很多人恶心呕吐，我也如此。1946年5月4日，到达丹东。船在鸭绿江边刚靠岸，当时的苏联红军战士就上船检查，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涉，才允许我们上岸。

     1946年5月4日我们到达丹东后，没休息几天，辽宁（辽宁东部地区, 还包括现吉林省部分地区）省委组织部找我们谈话，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现吉林省通化市。

     1946年10月，我们又从通化市撤离。在撤离前，东北民主联军(当时还没有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几乎每天都有组织的在市区游行。口号的中心内容是“誓死保卫新通化！”但在内部已经传达要做好撤退的一切准备，最后是限期撤退。真是“虚张声势”! 撤退后，我们转移到临江县（即“四保临江”的临江），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那时很少有高射炮，战士们就用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临江将成为前线。根据上级指示，当时的教育厅长苏庄带领我们去抚松县，那是一个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县城。它背靠长白山, 是可攻可守之地。我们在那里搞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

我被分配在离抚松县县城较远、又比较偏僻的抽水洞区(后改为抽水乡)工作。这个区, 在我们进驻之前, 地主还乡团的武装分子企图夺回区政权, 与区中队的战士有一场激战。 由于战士的勇敢, 民兵的支持, 击退了地主还乡团, 保卫了区政权。我先后在该区的碱场屯、东大屯、榆树河子屯，发动农民，分田地，挖浮财。

      在东大屯找到一个大概是姓吕的雇农“吕光腚”，40多岁了，因受地主剥削，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光棍一人，可称“光腚”。他带着我们土改分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札根串连。然后, 我们建立了农会。

     在农村发动农民的办法主要是开诉苦会，是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找那些仇大苦深的贫雇农诉苦，诉日伪统治的苦, 诉地主剥削的苦,请全屯的贫下中农来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还有就是讲道理。在榆树河子屯，我找到一双破草鞋和一双地主婆穿的绣花鞋，用这两双鞋作对比，给农民讲剥削和被剥削的道理。

     诉苦会，也不全是哭哭啼啼，我还教贫下中农唱一首当时流行的《谁养活谁》的歌曲。歌词有三大段，第一句分别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大家来听一听”，“大家来看一看”。第一大段的歌词是：“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耕、种、锄、割，全靠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们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召开斗地主的大会，分田地，挖浮财，使土改工作推向高潮。这时，农民可高兴哩！

     那时，恶霸地主自己有枪。在挖浮财时，我搜到一支手枪，经区委批准，一直由我使用。1949年我到哈工大后，这支枪交给保卫部门了。

     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农民参军。解放战争时期，要不断扩大我们的部队，兵源主要来自农村。经过动员, 许多农民自愿报名参军。当时的口号是,“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不像现在是义务兵，那时是志愿兵。在动员过程中，我们坚持自愿的原则，把工作做深、做细。最后, 成班、成排的农民带着大红花集中到区、 到县, 再送他们到大部队去。 在欢送会上, 一些亲属送子、 送夫、送兄弟参军的场面, 很是感人.

     除去动员农民参军外, 还要动员和组织运输队、 担架队等随大部队行动的支前(支援前线)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以民兵为骨干组成的。

多少年来，中国的农民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在土改工作中, 出现过“左” 的错误，党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纠正了错误，使土改工作继绫健康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经济特别困难。在抚松县的深山老林里，我们的部队划地块种植鸦片，有专人负责管理。罂粟花非常好看。我猜测，其果实一部分留作医疗用，大部分用来筹集军响和地方财政开支。

     我离开掘港时，从家里拿的那块表，这时也捐赠给组织了。

     我们土改工作队, 吃住在农民家里。吃百家饭，串百家门。1946年冬，区里派我到榆树河子屯办事，大雪封山，雪齐膝盖深，民兵连怕我不认道迷路，派专人送我。有一次我到碱场屯办事，怕迂到坏人,我带着区里发给我们的三八大盖步枪(自卫用)，民兵连派人陪我一起睡在老百姓家，保护我。民兵有时上山打猎，打到狍子(或野猪)，酸菜粉条炖狍子肉，做好了送来给我们吃.。那时，土改工作队真是实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农民也实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关爱党的干部。真是鱼水情啊！

      在土改工作中，我自己受到了具体、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党群关系的教育.，学习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1947年6月，在抚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经代表推荐、区委审查、县委批准，我被选为12名县“人民功臣”中的一员，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2007年夏天，我到抚松县抽水乡去看望那里的老农民，当时碱场屯的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还健在。当她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土改工作队时，脱口而出：“有个人叫袁礼周”。 我激动得含着洎花说：“我就是当年的袁礼周！”

 

 

 

 

2007年夏，在抚松县抽水乡，

袁礼周与60多年前该乡碱场屯的

妇女队长、88岁的李清荣合影

 

 

农民啊！共产党为他们翻身求解放所做的好事，他们一辈子也不                                                               会忘记的。

 

      党十分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1946年5月我们到达丹东后，省委组织部把我和管惟炎分配到通化市通化中学做学生工作。

      我们深入班级、宿舍，了解情况，经过一段工作，成立了学生会，开展如建立歌咏队等多项活动，以做好团结学生的工作。在活动中，积极分子逐步涌现，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在学生中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靠他们去团结更多的学生。

      当时的学生思想工作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东北地区刚刚解放，许多青年学生还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是中国人”，给他们讲日本侵华的历史。我们还发动贫困学生，讲诉家庭遭受日伪“打粳米，骂白面”、“抓劳工”的事实，教育广大学生。

思想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解决学生的正统观念。不少学生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正宗的统治者，而共产党是“造反”的“流寇”。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个是搞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蒋介石虽然对抗战也做过一些好事，但其着重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消减共产党，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搞清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们还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对象，要他们转变立场，“跟我们走”。也就是说，一旦共产党撤离通化（当时我们党不以城市的得失为主，而是以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动员若干学生跟我们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这事很艰巨，反复性大，受社会、学校、家庭、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今天决定“跟着走”，明天又说“不去了”。所以，工作要非常细致，要一对一地工作。到1946年大约是10月，原来有10多个人选，在我们撤离通化时，只剩三四个人“跟我们走”的，于恒（哈工大毕业，离休干部）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管惟炎在工作的同时，还很注意抓紧学习。每天起早，自学约两个小时，开始时学薛慕桥的《政治经济学》。每天有进度，必须读完几页。天天坚持，雷打不动，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这为后来我兼做理论教员、当教授打下了好的基础。

 

 

1946年7月，袁礼周

与同来东北在通化市工作的

部份江苏省籍同志合影照片，

前排右一管惟炎，后排右一

袁礼周

 

 

      1947年底，我先后调辽宁海龙县省立建国公学、山城镇辽宁公学、瓦房店辽宁学院、丹东五龙背师范学校、辽东省立辽阳师范学校做学生工作，并兼做理论教员。这些“公学”、“学院”和“学校”，主要是为解放区培养干部的。学员的来源是从国统区逃出来的学生，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动员出来的，还有就是学校当地和附近失学的学生。对他们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要他们“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为共产党做事”。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去解决正统观念外，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团结对象、革命对象以及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当时的学习方法，注重启发式。学习文件，听报告，开展讨论。讨论时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了、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讨论结束后，要做总结，主要是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由教员给予解答。

     学校教育很注意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我在海龙建国公学工作时，学校组织学员到东丰县农村体验土改，搞社会调查。下边两张表是我带领学生在房木镇做的调查统计表。(注：这两张表是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以前统计的。新的划分方法与以前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比如，中农中划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

 

 

土改前土地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  

土改前牲畜车辆房屋占有调查表                  房木镇         1948年5月3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