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铭
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抗战八年，正值我的童年，很多事情由于年纪小不明白，也记不清了，但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我的家乡。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九岁的我就跟随着母亲外出逃难达二年。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后，在沦陷区成立了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进行殖民统治，这时，难民组织又把我们这些难民遣反到原籍，于是我又在日伪的殖民统治下，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我的童年经历，当然谈不上对抗日战争有什么贡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下所受到的屈辱和苦难。
外出逃难，躲过南京大屠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广大的华北地区，同时在上海登陆，企图占领首都南京，接着沿津浦路北上，与华北现下的日军南北夹击，一举占领东部的半个中国。
1937年“八一三”上海失守后，日军迅速向首都南京推进。我家住在南京市郊区，以务农为生，家中有一个老奶奶，有父母亲、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才两岁的弟弟。眼看南京即将沦陷，政府决定提前撤退部分无劳动能力或行动不便的居民到外地避难，于是我家就让我母亲带领九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随难民营外出逃难。记得是在11月份左右，难民营就用铁路运货用的闷罐车，把我们这批难民载运过长江往北开行。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并惨无人道的实行南京大屠杀，30余万人惨遭蹂躏屠杀，所幸我家留守人员在南京沦陷前全部逃到长江北岸的六合果亲戚家避难，才躲避了这一浩劫，但我家的房屋已被烧光，财物也已被抢光了。战争年代交通混乱而繁忙，我们难民营的一列闷罐车，开开停停，经个把月才到达徐州，但未等落脚即发生徐州台儿庄大战，于是我们后撤到武汉。总算到了比较稳定的后方，就由当地的难民组织安排我们住下来，但吃饭问题仍要自行解决。在组织撤离南京时，各家虽都带有积蓄的钱，但大家都对在外逃难时间要有多久心中无底，特别省吃俭用，过得非常艰苦。我妈也交缴不起学费，使我一直辍学二年之久。好景不长，日军又要攻打武汉，于是我们难民营又撤退到长沙。这时已经是1940年了，日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扶持汪精卫在沦陷区成立了伪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难民组织把我们这批难民，从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沙，运送到当时还处于中立的香港，再经香港通过海运送到汪精卫政府统治下的南京（经过上海），算是遣反回原籍了。
这就是我逃难两年多的经历，也是我辍学两年，比一般同龄人的学历晚两年才毕业的原因所在。
在日伪殖民地统治的童年
1940年春夏之交，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在外逃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南京，我父亲和大哥等家人也躲过大屠杀，早于我们先回到了南京。除了团聚使我们感到高兴外，我们看到的是，我家房屋被日军全部烧毁，瓦砾片地，满目疮痍，所幸的是我们是农民，还能靠种地收入，勉强维持生活，残垣断壁，稍加修补以供简陋居住。
这时的南京已经是在日本扶持下的汉奸汪精卫的殖民统治之下，教育凋蔽自不待说，我已是应读高小的年龄，但在我家附近根本没有设有高小的小学，要读高小必须到五公里以外的燕子矶镇去就读，这意味着我每天花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单程就得一个多小时，这对我这个刚过十岁的小学生，真是太困难了，为了弥补两年多的辍学时间，为了珍惜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我家还是让我去读高小了。
为了少走点路，我听说有条小路可以抄近道回家，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试着走这条近路，没想到中途走到了一个路口时，突然被一站岗的日本兵叫住，他恶狠狠地把我大骂一通，还伸手打我一个耳光，把我轰了回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小路进口以内的一片地方，已经变为日军的仓库，不允许外人通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小小的年纪就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污辱，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1942年我高小毕业，好不容易考取了位于南京城里的初级中学，1945年初中毕业，这三年我已逐步成长到少年，尽管学到一些知识但殖民地生活也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国由于民穷国弱，遇到日本侵略而受到的屈辱和压抑。在这期间我看到过，日本兵偝着上了刺刀的枪，到我的家乡挨家挨户去寻找“花姑娘”；我看到过，南京城的各大城门口，都是由日本兵站岗，经常对中国行人搜身和打骂；我也看到过，日本的军官家属及其子女，在南京住高级住宅，上高级学校，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我还看到，伪汪政府的官员们，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为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服务，欺压老百姓。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了，我们居然还能看到日本的右翼政客安倍晋三政府，拒不对被其侵略和殖民地统治历史道歉，说什么“侵略”一词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殖民统治”是为了把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等谬论，真令是人愤怒，也使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这个国家在历史侵略成性，二战失败，尤其是输给了中国，内心根本不服气；今天仗着国力强盛了，又有美日同盟作后盾，一直作复仇梦。我们一定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把我们国家建设好，只有国富民强了，我们才不会再遭侵略和殖民统治。